明代文学与心学·明代性灵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的研究·李贽及其童心说与阳明心学的关系

李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备受关注的人物，20世纪上半期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其中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证》(《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李贽年谱》与容肇祖《李贽年谱》三种著作，为一般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基本资料。建国后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李贽的 《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潭集》等著作，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张建业主编的《李贽文集》，大致具备了李贽的主要著作。此外，“文革” 时期由李贽著作注释组福州小组编辑的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1—6辑与厦门大学历史系编辑的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1—3辑，也具有学术价值。后来又出版了林其贤的《李卓吾事迹系年》(1988)、林海权的《李贽年谱考略》(1992)，对于李贽的生平材料搜集得更为细密。

20世纪80年代之前，李贽与王阳明的思想渊源关系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大概在建国前更重视他与王学左派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关系，建国后则更强调其从事商业的家庭背景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对他的影响，突出的是他反理学的批判精神与代表市民利益的平民意识。这方面可以张建业的《李贽评传》(1981)为代表。该书的资料颇为丰富，对李贽生平经历之事实多有细致论述，然其论李贽思想之特点则突出其唯物辩证，强调其精神主体则颇重其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之战斗性，阐释其思想成因则关注资本主义萌芽之影响，从中可以明确感受到五六十年代之思想路向。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哲学领域之研究已不讳言李贽与阳明心学之渊源关系，文学研究界也多吸收了此种研究成果。马积高认为：“王学对文学发生较大影响主要是在左派王学形成之后，特别李卓吾的学术活动开始以后。”^①已明确指出王学与李贽的关系。潘运告则强调说：“他(李贽)吸取并充分发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阐发人的主体精神，阐发个体的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②这主要是转述李泽厚的学术观点。韩经太则指出：“在李贽这里，王学‘良知’之旨，是被释学化了的。”^③可以说已经接近于学理性研究了。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专门从事李贽与心学关系的梳理，台湾学者林其贤的《李卓吾的佛学与心学》设专章介绍了“影响李卓吾早期学思的几位思想家”，不仅注意到以前大家共同关注的王畿与罗汝芳，还论及到焦竑与耿定理。台湾学者刘季伦的《李卓吾》一书，则单刀直入地以价值关注作为论述的核心：“卓吾亘续了王学中‘个体性’逐渐增强的趋势，并藉诸佛道的‘存在的主体’，把这个趋势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事实上，早在王龙溪，已经以‘良知’可以‘了生死’这样的命题，突显了对于个人存在处境之正视，并把此一对于个人存在处境之正视，与‘良知’联系了起来。其中已经隐含了‘个体性’的增强。卓吾只是向着此一方向，更加向前走进一步而已。”^①左东岭认为李贽的哲学思想主要由追求解脱的性空理论与讲究真诚的童心理论所构成，因而他主要吸取了心学的个体受用、老庄的自我关注与佛教的生命解脱。他所吸取的心学理论，除了王阳明一系的王畿、王艮的思想资源外，还有宋儒周敦颐、杨时、张九成、罗从彦等人的思想^②。关于李贽对心学理论的继承与改造，左东岭在《顺性、自适与真诚——论李贽对心学理论的改造与超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一文中，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 从王艮的安身立本论到李贽的顺民之性论;(二)从阳明、龙溪的无善无恶境界说到李贽的内外两忘自我适意说;(三)从心学的伦理之诚到李贽的自然之诚。通过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说：“李贽在表述其思想时，无论是就其使用的术语还是所谈命题，都与阳明心学密切相关，但其内涵却已发生重大的变化。他的此种思想特征显示出他乃是一位从明代中期向明代晚期过渡的思想家，向前通向王阳明、王畿、王艮等心学大师，向后则通向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晚明名士，从而成为明代思想流变史上转折的标志。”研究界对于李贽与心学思想关系的探讨，遵循着如下的一种趋势，即从早期强调其与阳明心学对立一面的反理学性质逐渐转向重视对其与心学传统的内在关联的发掘与梳理。

童心说是李贽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对晚明文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所以向来被视为李贽文学思想研究的重点。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者们多从反封建、反理学的角度立论，近二十年来则逐渐走向多元。成复旺等人认为童心即真心，但同时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心只能是市民意识，市民之心，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心。”^③张少康认为：童心“即是天真无瑕的儿童之心”，“它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是最纯洁最真实的，没有受过社会上多少带有某种偏见的流行观念和传统观念的影响”。^①陈洪认为：“‘童心说’所论接近于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创作心理动力说。”“指人的基本欲望与不加雕饰的情感状态。”^②韩经太认为：“李贽‘童心说’之作用于文学思潮者，归根结蒂，正是一种虚无理念为终极规定的泛真实观念。”^③周群更重视对童心说学术渊源的辨析，认为它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主要汲取了阳明的‘良知’论、王畿的求‘真’论及罗汝芳的‘赤子良心’论”，二是“以《心经》证‘童心’”^④。这是说童心说是心学与佛学的混合物。袁震宇等则注重辨别其与心学之差别：“比较李贽的童心说与王守仁的真己、良知之说，它们的理论在形式上颇为相似。它们都把心看做是一个先天的超然的善的存在，要追求并保护这一存在。但是王守仁认为真己即天理，致良知在去物欲之蔽;李贽则认为童心与后儒所称的理是相对的，护此童心便当摈除种种闻见、道理。在这点上，二者便有本质的差异了。”^⑤综上所言，对李贽“童心”的理解主要表现为真实状态下的空虚洁静与情感欲望这两个侧面。其实李贽在不同的场合既论述过心性之虚无，也论述过人心之必有私。可以说两种看法均有一定的材料根据。但李贽在《童心说》中围绕着自然无伪的宗旨强调了两种内涵，即人心的本然状态与表现此本然状态的真诚无欺。至于人心的本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李贽并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李贽在人性论上主张人性不齐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因而其人之初心或曰本然状态也就不可能有刻板统一的规定。可以说自然真实是李贽童心说的核心。延伸到其文学思想中则是以自然为美的理论，这主要包括既承认人性之自然，又主张对其不加限制，同时还强调其文学之自然表现。在与王阳明心学的关系上，童心说继承了心学重主观心性与真诚自然的传统，但放弃了早期性灵文学思想重伦理道德的追求，而更加重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人的受用^①。

注释

① 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第180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② 潘运告《冲决名教的羁络》第7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③ 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第246页。① 第11页,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② 参见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第三章第一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③ 成复旺、蔡锺翔、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三册第179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①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册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②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第6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③ 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第250页。④ 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第117—12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⑤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第4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① 参见左东岭《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