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文献·明代文学与历史文献·史部文献·史部纪传类(有些传记类史书虽缺本纪，也列入此类)

《明史》336卷 清官修书。该书的纂修前后持续了八九十年时间。清顺治初，诏立明史馆。康熙十八年(1679)，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史馆重开。以当年中试之博学鸿儒彭孙遹等50人入馆参与纂修。稍后又延请精通明史的万斯同担当删削之任。康熙三十年以后户部侍郎王鸿绪任总裁官期间，倚重万氏增删，除帝纪未完成外(19卷)，排比粗定了较为详赡的310卷《明史稿》。雍正初年，张廷玉为总裁官期间，杨椿等二十余位纂修官“因其本而增损成帙”，又用了15年的时间，于乾隆四年(1739)七月完成该书定稿。该书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传220卷、目录4卷。在诸志中，稍变其例的有《历志》和《艺文志》。《历志》因历算学的进步，为便明了起见，增入各图;《艺文志》因历代书籍数量庞大，不便尽载，乃唯载明人著述。在诸表中创新例者为《七卿表》，这与明朝政治体制的变化相关，“盖明废左、右丞相，分其政于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在列传中，创新例者三：《阉党传》《流贼传》和《土司传》，这也因明朝的具体情形增设。盖宦官之祸，虽汉、唐时代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伙，其流毒天下亦至酷”。李自成、张献忠农军势力滋大，至于亡明，非一般割据群雄可比，“剿抚之失足为炯鉴”。至于土司，“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特殊，且适值修史期间之雍正改土归流，需要借鉴，故立专传^①。该书有中华书局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内容稍殊。中华书局本经过校勘和标点，用起来较为方便;李裕民据此编成的《明史人名索引》，可以结合使用。

属于此类的还有明人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24卷、《续录》22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顾璘《国宝新编》1卷(金声玉振集本)，项笃寿《今献备遗》42卷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廉、徐咸《新刊皇明名臣言行录》4卷(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郑晓《吾学编》69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8卷(明清史料汇编本)，李贽《续藏书》27卷(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焦竑《国朝献征录》120卷(上海书店影印明刻本)，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12卷(续修四库全书本)，唐鹤征《皇明辅世编》6卷(续修四库全书本)，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115卷(四库禁毁书丛书本)，张萱《西园闻见录》107卷(1940年燕京大学排印本)，何乔远《名山藏》109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本)，邹漪《启祯野乘》24卷(一集16卷，二集8卷，四库禁毁书丛刊本)，清初查继佐《罪惟录》90卷(四部丛刊三编本)，傅维麟《明书》171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据此排印)和《明史(稿)》(416卷，为《明史》定稿前身，应较310卷的王鸿绪稿为早，续修四库全书本)等等。

传记材料的另一个重要宝库，就是年谱。年谱以年系事，强调时间，记事详细，据此可以比较精确地掌握传主在不同时期的活动，从而对其作品的背景和精神实质做正确的把握，这对加强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是非常必要的。若查考某年谱的有关线索，可参考杨殿珣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此外，在一些家谱或族谱中，常能得到查找对象的三代、兄弟等重要材料。乡试录和进士登科录，也可提供有关人物本人及其家庭的详细材料。台湾“明代史籍汇刊”中收有据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诸录编成的《明代登科录汇编》，共66种，颇具参考价值。

有关传记检索的工具书有 《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该书原为解放前之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采用中国字庋缬检索法，不便检索。1987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时，在书后另编四角号码索引，使该书较便利用。另外，还可参考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台湾中央图书馆编纂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该索引利用明清人文集528种，史传、笔记类典籍65种以及大量单刻的年谱、事状等传记资料编成，后附姓名音序以便检索; 还附有字号索引，可据字号检得姓名。该书收录传记范围远出《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之外，但为避免与之重复也有舍弃者，故两书应结合使用。

注释

①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二《正史类二·明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