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八股文·余论

明清时代对于八股文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些学者对八股文评价甚高。有意思的是，比较正宗的文学家通常是鄙视八股文的，而富有创新精神如性灵派等人却是高度评价八股文的，他们通常把八股文作为一种时代新事物来看待。如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所言：“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袁宏道《诸大家时文序》：“今代以文取士，谓之举业，士虽借以取世资，弗贵也，厌其时也。夫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王思任《唐诗纪事序》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王季重十种·杂序》) 清代也有学者把八股文看成明代文章的代表文体。如焦循《易馀籥录》卷一五说：“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甫、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焦循认为，明代是以八股文作为代表性文体的。

但是，八股文受到更多的是批评和鄙视。明代人对此已有非常激烈的批判。在八股文刚兴盛时，成化年间的进士吴宽就批评时文“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说，谓之主意。其说穿凿牵缀，若隐语然，使人殆不可测识”。并且认为受其影响，明文之弊至于极点(《匏翁家藏集》卷三九《送周仲瞻应举诗序》)。明人庄昶认为：“科举之学其害甚于杨墨佛老者，人岂知之哉! ”因为八股考试“必也属联比对，而点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主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五经》《四书》择题而出，变风变雅，学者不知”(《送戴侍御提学陕西序》)。清代不少文人鉴于明王朝之倾覆，对于八股文尤其深恶痛绝。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一六“拟题”条)廖燕也说：“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明太祖论》)

对于八股文评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仅是因为批评者考察问题角度、立场的差异，实在也是因为八股文本身固有的复杂性所致。

自隋唐以来，中国的科举制度屡经变化，至明代开始选用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这是带有必然性的选择。八股文是中国古代便于检测的标准化的文章写作形式，同时其写作也是封建官吏必需的职业训练手段。凡是考试总要有个范围，儒家经典《四书》便是所规定的范围;考试总要有个评价标准，八股文在内容方面的评价标准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形式上的评价标准便是合乎功利的格式。八股文正是一种标准化的论说文体，这种标准化正是为了选拔人才的某种“客观性”。而这种“标准化”与“客观性”往往正是戕害作者的创造性与个性化的杀手。

从汉代用于考试取士的策问方式开始，中国历代考试的方式屡经改变，其实八股文与其他考试文体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别。为什么在历代考试文体中，八股文最为臭名昭著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明清时代面临着封建社会的最后崩溃，封建社会的弊端至此反映得最为明显。八股文大体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而终结的，所以它的一切弊端与罪过也就显得特别严重。可以说八股文的一切弊端，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过分夸大八股文所起的作用，反而容易削弱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批判。

宋代理学家程颐说：“科举之学，不患妨功，惟患夺志耳。”(《程子语录》)科举足以夺人之志，“夺志”的结果是使中国文人产生一种较为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自觉不自觉的奴性，这可以说正是八股文最大的害处。周作人在《论八股文》中有一段诛心之论，认为八股是中国人奴隶性的反映，并认为它的精神就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还活着，还有形形色色各类不同的八股活着(《看云集》)。这可以说是八股文潜在的而且至今仍时隐时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