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批评著作。西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一作仲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曾师事著名学者皇甫谧，博学多闻，明于礼仪，青年时为郡主簿，后历任中郎、太子舍人、闻喜令、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等。晋怀帝即位后，任太常卿，负责礼乐郊祀。洛阳陷落后，饥馁而死。挚虞长于文笔，著述不倦，《晋书》本传说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其《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综合以上著录及其他材料，今人或以为《文章流别集》是编选前人作品的总集，按照文体，以类相从;《志》是附在文前的作者小传，有助于论世知人，理解作品;《论》则是附在各类作品之前对该文体渊源、特点、流变的论述。三者实不可分，而今均已佚失。

倘说《文章流别集》属“总集”性质，则《文章流别论》属文学理论批评。两汉以来，创作渐趋繁荣，形式多种多样，而区分各类文体的艺术特征以便于写作中准确把握，亦逐渐为人们所注目。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便曾论及八种文体;与挚虞同时而略早，陆机《文赋》更扩至十种文体。但二者于各体特点均画龙点睛，语焉不详，且未涉及各体源流变迁。锺嵘《诗品序》称“挚虞《文志》，详而博赡”，即指《文章流别论》而言，可见其所分文体较前人为多，论析较前人为详。今虽不得睹其全貌，但仅据清人严可均所辑得的十二条，便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杂文、碑、图谶等十二种，并较为详细地探其源流，判其优劣。如论赋，先称其为“敷陈之称，古诗之流”，界定其名称含义，追溯其源自《诗经》“赋、比、兴”之“赋”;次论其写作原则为“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借助形象，陈说情志;再述其流变：“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而汉代贾谊之赋则可与屈原并肩;最后论后世之赋的痼弊，为“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端。这在文体批评史上实有开创性意义，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论述三十余种文体，自称其程序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与挚虞论赋着眼点大致相同，足见其影响。

在论文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挚虞也时有精到之见。如说“兴者，有感之词也”，不同于前人的定义，反映出魏晋以来“兴”义的新发展;前述论赋的四“过”，亦能击中汉大赋的要害。但挚虞是正统的儒者，不免时露保守观念与宗经思想，如强调文学的政教风化功能，认为“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显然对新兴的五言诗持不赞成态度。

《文章流别论》的佚文，严可均所辑的十二条收入《全晋文》卷七十七;另外近人范文澜又辑得两条残文，见其《文心雕龙·序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