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兔记》的男主人公刘知远是一个发迹变泰忘恩负义的典型形象。

刘知远本名暠，以字行，乃徐州沛县沙陀村人氏。他自幼父亲早亡，随母改嫁，长成后不务正业，把继父的家产挥霍殆尽，最后被继父赶出家门。他日间在赌场中以赌博为业，夜晚则在马鸣王庙栖身，可见，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无赖之徒。他虽学得一身武艺，却游手好闲、碌碌无为，还整天做着“一朝时运至，谈笑觅封侯”的美梦。

一日，村中李太公正在庙中祭神，刘知远饥寒交加，偷吃了祭神用的福鸡，被太公发现。李太公见他身强力壮，便收留他为雇工。刘知远不会种田，被派去卧牛冈上放牛，李太公又窥见他熟睡时的“吉相”，便作主将善良勤劳的女儿三娘嫁他为妻，刘知远一变而为李家庄的女婿。无多时，李太公夫妇双双亡故，妻舅李洪一欺贫贪富，要把穷妹夫赶出家门。在妻舅夫妻的逼迫下，刘知远先是写下休书，接着又去夜守瓜园。仗着武艺高强，他杀败铁面瓜精，并得一石匣，内藏头盔衣甲、兵书宝剑，并有谶语预言他前程无限。

依靠三娘叔父的资助，刘知远离别怀孕的妻子，投奔太原并州节度使岳勋手下参军，当上了巡夜的更夫。风雪弥漫之夜，刘知远衣衫单薄，到跨街楼下躲避风雪，被楼上节度使小姐岳绣英看见，随手将爹爹旧衣，撇下一件与他遮寒，不料误取了岳勋的红锦战袍。第二天事发，岳勋问明缘由，也因他屡有吉兆护身，便招他入赘，刘知远“平步上九天”，成了节度使的乘龙快婿。

正当刘知远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之时，三娘却饱受恶兄嫂的虐待，“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挨磨到天明”，并在磨房产下儿子咬脐郎。为躲避兄嫂的迫害，三娘托窦老跋山涉水，将咬脐郎送到刘知远军中。刘知远只是在夫人的同意下，才收留了儿子，但对受苦受难的三娘却置若罔闻。后来，刘知远又因讨贼有功升任九州安抚使，更是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全然不顾念三娘仍在水深火热中苦熬苦度。

咬脐郎长到十六岁上，因打猎追赶白兔到水井边，遇上了前来汲水的三娘。他问明了三娘的身世，知道这就是自己的亲娘。回家后，他责备爹爹“忘恩负义非君子，不念糟糠李氏妻”。又是在夫人的“恩准”之下，刘知远才回到故乡，接取三娘，使夫妻、母子终于团圆。

从落魄颓唐的流浪汉到权势烜赫的安抚使，刘知远确实是个封建社会中发迹变泰的典型、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然而，在对待糟糠之妻三娘的态度上，他又完全是个贪图富贵、背恩负义的势利小人。刘知远发迹前后的言行，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当他饥寒交迫、无家可归之时，落魄流离之状也还令人同情;当他为李太公收留，并与三娘成婚之日，他也算知恩晓义： “深感不嫌弃，铭心在肺腑，难报恩与义”;在遭受李洪一陷害，不得不告别三娘，出发投军之前，他也立誓报仇;面对三叔的资助，他更是感激涕零： “生死难忘叔丈恩”， “异日身荣来报恩”。这时的刘知远，还算个血气方刚、知恩图报的男子汉。可是，当他攀附上节度使岳勋之后，他就诅咒起沙陀村的“受尽迍𨗍”，欣然于“平步上九天”的发迹之途，而李家对他的恩德、三娘对他的情义，早都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他隐瞒了家有发妻，而与岳绣英缔结了发家的“良缘”;当窦老送子上门，说明原委时，他甚至说出“夫人肯收，着他进来;夫人不肯收，早早打发他回去”的混话，以致岳氏也指责他“不仁不义”;他收留了儿子，却对历尽磨难的三娘不闻不问，使她含冤受屈十六载;及至咬脐郎问明了亲娘真相，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忘恩负义”之时，他仍不敢提起接回三娘，直到岳氏表示了“同享荣华、愿为姐妹”之后，他才受宠若惊： “若得贤哉夫人美意，胜似万般周济”;而当三娘当面斥责他是“薄幸人”，他竟然还用“若不娶绣英，怎得我身荣，，将彩凤冠来取你”的言词为自己开脱。可见发迹变泰已经完全使刘知远蜕变为一个富贵利禄之徒，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通过婚姻的纽带，爬得更高，升得更快。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的表演，典型地暴露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

刘知远这样的典型形象的出现，有着现实生活的土壤。唐宋以降，出身贫贱的士子武夫，一旦通过科举考试或行伍军功，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环境等，也必然要随之而变，而通过婚姻的纽带以巩固以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往往是这些新贵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因此，所谓“富易交、贵易妻”就成为流行的“新观念”，而抛弃糟糠之妻，另攀高门千金，则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刘知远发迹变泰、忘恩负义的过程，正是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对于这些“暴发户”来说，他们政治地位上的升迁之日，往往正是他们道德情感上的堕落之时。刘知远这一典型的意义，就在于较为深刻地展现了这种灵魂堕落的具体过程，从而使人们对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封建统治者的丑恶灵魂有进一步的认识。

《白兔记》的“大团圆”结局和“承天膺命”的描写，是戏曲的两处败笔，它们既使刘知远性格的发展缺乏历史的逻辑性，也削弱了这一艺术形象应有的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