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智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把才智看作是会做恰当比较的能力，也称之为“有教养的粗野”。在拉丁文里，才智(ingenium)指个人独有的气质或天赋。古典修辞学家则用它来指“聪明”或“独创能力”。文艺复兴时期基本上沿用了对才智的古典界说，但更强调其“独创能力”“标新立异”及“独出心裁”等含义。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演说术中“构思”的讨论(例如达·芬奇的《关于构思的对话》)，倾向于将才智解释为发现和扩展新题目的能力，而在有关风格的讨论中(尤其在17世纪时)学者们则把才智解释为发现精采奇异、似非而是的辞格，尤其是隐喻、反讽、反论、双关、对照等辞格的才能。

才智一词意大利语为ingegno，西班牙语为ingenio与argudeza，法语为esprit与ingenuite，德语为Witz与Geist，英语为wit。在17世纪后半叶和18世纪前20年，继意大利绚丽浮华的马里尼主义、西班牙夸饰晦涩的贡戈拉主义、法国的矫揉造作流派和英国的玄学派(见“法国诗歌”“意大利诗歌”“西班牙诗歌”“英国诗歌”和“玄学派诗歌”)等各种才智诗歌运动之后，才智的运用达到了其辉煌的时代。汤姆斯·霍布斯在《人性》(1650)里曾论及这个术语：“一般认为想象力和判断力都属于才智的范畴，它似乎是精神的超逸与敏捷，与那些凡庸之辈的呆滞精神截然不同。”他又在《极权国家》(1651)里写道：“自然才智主要包括两点：想象的迅速(即一连串的快速思想)和向已经确定的目标稳步前进。”威廉·达韦南特爵士的《论贡迪伯尔特》(1650)又把才智与记忆联系起来。德莱顿在为他的歌剧《天真状态》(1684)所作的序言里说道：“才智的定义……不过如此：它是思想及言词的贴切得体;换言之，是思想和言词之运用既优雅大方，又切合主题。”总之，17世纪初的作家们普遍认为才智是诗歌中不可缺少的品质。例如，埃马努埃勒·特索罗就相信：神圣的创造过程便是才智的例证，一个作家表现出来的才智越多，他就越接近于神。后来的作家，特别是霍布斯等理性主义者，认为才智是一种心理素质。

17世纪中叶，关于才智的讨论越来越多，其中有考利的《论才智》(1656)、德莱顿关于才智的文学批评、弗莱克诺的《思维的活动能力或功能》(1664)、博伊尔的《随感录》(1665)、谢菲尔德的《诗论》(1682)、蒲柏的《批评论》(1711)、艾迪生的多期《旁观者》(如58—61期)、理查德·布莱克莫尔的《论才智》(1716)、盖伊的《才智的现状》(1711)、科尔宾·莫里斯的《试论才智真正标准之确定》(1744)等。

才智是与想象力和判断力二者相对应而存在的;它有时与想象力一致，有时又与判断力相当。才智常常和幽默、嘲弄、讽刺和奚落相对立，有时又与它们相提并论。“真才智”经常用来和“假才智”相对比，后者通常是指那些炫耀夺目但并不启发人们理解力的写作方式。正如威廉·燕卜荪指出的，蒲柏仅在《批评论》里用到才智这个词就不下46次，其中至少有6种不同的含义。有时才智指花哨做作的风格(ar-gudeza);有时指修辞意义上构思创意的敏捷;有时指“通过修饰使自然的美点显示出来”;有时指贴切的表达。由于这一术语含义模糊，自然就使批评家们怀疑其正当性。约翰逊博士在他的《生活》(1779)一书里抨击考利是“勉强把不同种类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哈兹里特在《才智与幽默》(1819)一文中认为，人为的才智与正当的想象是截然相反的。另一方面，席勒在《论人类美学教育》(1793)中提出了“奇文妙语”说，对才智的解释取其“出语惊人”之意，再次说明才智为诗歌不可缺乏之组成部分。

19世纪，诗学界认为想象是发现相似性与构思创作的才能;而才智仅仅是一种肤浅的技能。马修·阿诺德列出的伟大诗人名单之所以将乔叟和蒲柏排除在外，就是因为他们的“才智”有余而“庄重”不足。但是，T·S·艾略特把多恩和马韦尔视为英语诗坛上地位很高的两位诗人。他坚持认为“包含在优雅抒情之中的严肃理性”是合理的。他说这些诗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很好地把轻松和庄重结合起来;由于这种结合，庄重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从I·A·理查兹到克林思·布鲁克斯，大部分现代批评家都同意艾略特的观点。现代诗人们认为，在他们关于诗歌本质的观念里，应当给才智保留一席之地。但这并不等于说才智这一术语的含义转了一周，又复归原位。一般而言，才智与想象力或者概念创造力并无联系;而另一方面，它却与反讽有联系。然而，反讽又与想象力和概念创造力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