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是建安时期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

刘兰芝从小受到一般劳动妇女受不到的教育。诗开头就通过刘兰芝自叙写到自己：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兰芝被遣归之后，刘母也对她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种重复的叙述正是为了强调说明这兰芝绝不像焦母所说的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也不是刘兰芝谦称的“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

十七岁时，刘兰芝已被教养成人，并嫁给庐江府吏焦仲卿。在焦家，她服侍年老的婆婆，照顾年幼的小姑，真是：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辛勤劳作，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尽管她因丈夫远离， “相见常日稀”，经常独守空房，孤单寂寞，却仍然忠实于爱情， “女行无偏斜”，便是其写照;而她的待人处世，落落大方，举止谈吐，合情合理;她善良，即使将被婆婆赶走时，却仍然想着“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并嘱咐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她有美丽非凡的仪表，当她即将离开焦家时，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新妇，却处处遭到婆婆的指责;尽管她从早到晚纺织， “三日断五匹”，婆婆还嫌她“织作迟”;尽管她处处自我克制，焦母却始终看不惯，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焦母明知儿子和媳妇感情深厚，却毫无人性地强令儿子赶走刘兰芝： “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

面对焦母的虐待，刘兰芝于忍无可忍之下，向焦仲卿诉说了自己的可怜处境：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是其悲惨处境的写照。可以想象，再勉强留下去，刘兰芝将被虐待至死。因此，她才忍心要焦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离开焦家，面对的现实仍是残酷的，被休归的女子在家中没有地位可谈，所以她“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更何况她还有一位“性行暴如雷”的长兄。所以她和焦仲卿离别时就预感到回家后她哥哥“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果然，她回家以后，虽然想信守和焦仲卿对天立下的誓言，忠贞不渝。然而当这位兄长责备她屡次拒婚时，她不得不违心地应许了。道理很简单：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明白不过地昭示了她的这种处境。在婆家，她已得到了“举动自专由”的罪名而被“遣归”，又怎能再违背一家之长的哥哥的意志呢?

婚期日近，男方又是太守家“娇逸未有婚”的郎君，在常人看来，确实是极好的一门亲事，所以刘兰芝的长兄责备她：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太守家声势显赫，然而刘兰芝并不羡慕权贵，依然忠实于和焦仲卿的感情，因此，婚期越近，她越加痛苦，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她“愁思出门”显然是在期待和焦仲卿的最后见面。

终于，焦仲卿告假归来。刘兰芝在距离二、三里外已听到焦仲卿的“马声”，并急急忙忙前去会面，如果不是日夜专注地盼望和想念，她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内便听到马声而迎出门去。

刘兰芝向焦仲卿解释了自己被逼迫而不得不答应太守家的婚事：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焦仲卿不了解兰芝作何打算，因此说了一番“贺卿得高迁”之类的话来挖苦她，刘兰芝其实早想好了主意，因此她当即回答说： “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新婚之夜，当“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初定”的时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以自杀的行动，抗议了黑暗社会的迫害。

刘兰芝的形象，具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作品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或对话，或描写，或铺张，或想象，尽情地在读者面前刻画出刘兰芝的美丽、善良、勤劳、灵巧以及知情知礼等种种美德。应该说，在焦家时，刘兰芝还是尽力按照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来身体力行的，她大可与刘向载入《列女传》中的一些贤德妇人相比美。所以，当焦母指责她时，她敢于理直气壮地对焦仲卿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即使她回家后她依然对母亲说： “儿实无罪过。”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罪过”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所谓“无礼节”的罪名而遭弃逐。她没有任何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焦母容不了她，她的哥哥又想用她来结交权贵，丝毫不尊重她的人格和自由。茫茫大地，没有她的容身之所，因此，只有死才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权利!作品正是通过刘兰芝这一十分美好的艺术形象的被摧残、被压迫、被毁灭，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杀人不见血的黑暗现实。这一悲剧，在我国历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作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为我国历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