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爱居爱处，爱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询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是一个远征异国、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的控诉。关于诗的时代背景，古来说法不一。但从诗表达的思想内容看，反映了统治阶级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第一章开头先声夺人，写击鼓进军，士兵们踊跃地操起武器训练，有的在国都内建筑房屋、城防工事。前三句就举重若轻，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战备图，活画出城内士兵紧张操练，漕地筑城的繁忙景象，烘托了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气氛。同时又交代了“我独南行”的背景。“南行”是指下章说的讨伐陈与宋的战役。因这两国在卫国之南，所以说“南行”，写了士卒行军时心中所想，诅咒自己偏偏不幸被迫远征南方的噩运。吕东莱《家塾读诗记》引李氏说：“土国城漕，非不劳苦，而独处于境内，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虽欲为土国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实乃征人之切身感受。第二章写南行之事，表达了有家难归的痛苦心情。前两句以赋铺陈，写自己跟随公孙子仲将军，讨伐平定了陈、宋两国。后两句抒情，他万般无奈地对天长叹：为何还不让我们归家?!难道打完仗还要让我们这些幸存者长期守边，我们这忧心忡忡的心都要碎了!这一章没有展开描写平定陈、宋两国的战役，而是一句带过，详略得当，紧扣主旨，实写行役之苦、期限之长给征人心中带来的怨恨和忧伤。第三章是说“军士散居，无复纪律”(《集疏》)，“缘上不得归而言之”(《义门读书记》)。在驻守的地方军心涣散，没有斗志，连战马都丢了，只有到树林中去寻找。厌战情绪，溢于言表。可见非正义的战争，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第四章回笔倒述，追叙自己与妻子离别时的情景，想起和爱人的誓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时立誓同死生离合，这些约定言犹在耳，而这一切现在都成了空话。这一段侧面描写，充满着难以生还的忧伤和士兵思乡怀人之愁，表达了对驱迫他上战场的统治者的憎恨。最后在第五章中，他不禁沉痛地诉说：唉!现在我们这些久离家人的当兵的，只怕今世不能活着回去了!尽管当初临走时预先定下了回家的信约，今生是难以如愿了!这一咏之叹，正如李蒲平所云：“此诗丧马求林、离散阔洵之状，千载如见。”这种委曲怨恨的典型情绪，正反映了人民对非正义战争的反抗。

周代初年，大小诸侯原有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代只剩三十几国了，诸侯间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战争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周人常常受到四夷的侵扰，抵抗外侮的战争便时有发生。根据史书记载，卫国对外战争也很多。《击鼓》这首诗反映的“平陈与宋”的战争，旧说是指鲁隐公四年(前七一九)卫联合宋、陈、蔡伐郑的事，但与诗中所写的情况不符，所以不可信。姚际恒认为是指鲁宣公十二年(前五九七)宋伐陈，卫救陈而被晋所伐的事，可备一说。由于史书阙载，《击鼓》所反映的到底是哪次战争，很难确指，不必硬性附会史实。

这首诗无论是描写备战出征场景，铺陈军心涣散情况，还是叙述离别的痛苦，都情景逼真，文笔委婉有致。据陈子展《诗经直解》按语所言：“诗人若具速写之技，概括而复突出其个人入伍、出征、思归、逃散之整个过程。简劲不懈，真实有力，至今读之，犹有实感。”本诗为其短小篇幅和抒情性质所限，当然不可能象杜甫的《兵车行》或王昌龄的《从军行》组诗那样，详叙人民所受的战乱兵燹之苦。但是作者所具备的高度概括能力，不仅使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成就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叙事之中，无论前三章的叙述，还是第四章的回忆和最后的嗟叹，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前面的叙事中既有抒情，又为后面的呐喊呼号作了铺垫，主人公那种情调凄怆、思绪悲愤的形象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错落有致，前后呼应，放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章战鼓咚咚、甲兵踊跃的喧嚣气氛，给第二、三、四章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底垫;而二、三、四章的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韵脚、句型的变换紧密结合，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在前四章的铺陈之后，第五章一咏三叹，四个感叹词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掷地有声。至此，诗人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卫国统治者发动战争造成的罪恶也得到了深刻揭露。

《击鼓》这首诗不愧为一支杰出的士兵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