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本性与绝对的责任

往往是那些最强和最坏的天才人物推动着人类不断前进，他们将昏昏欲睡的人们的激情再度点燃（秩序井然的社会往往会使人类的激情昏睡）——并一再唤醒了人们的比较意识和矛盾意识，引起了人们尝试新事物、对未经试验的、冒险的事物的兴趣，迫使人们对各种思想和范例进行比较——使用武器，倾覆界碑，破坏虔诚，甚至借助新的宗教和道德的力量！

而同样的“邪恶”也会在新事物的导师和宣传者身上出现，征服者也会因为它而变得声名狼藉；如果它不是立即采取行动，而表现得较为文雅，那么也许不至于得到臭名昭著的下场！然而，不管怎样，新的总归是恶的、要被征服的，还要用以掀翻旧的界碑与虔诚；似乎只有旧的才是好的！每个时代的所谓的好人都会对旧的思想刨根究底，从而获得思想的硕果，他们成为了思想的耕耘者，每一块土地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但是土地最终都将干涸，“邪恶的”的犁铧也必将是要来光顾的。

现在出现了一种备受推崇的但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道德理论，尤其在英国，根据这个理论，对“善”与“恶”的判断是以“实用”和“不实用”为依据的。所谓的“善”即是保存本性，而所谓的“恶”则是破坏本性。但实际上，恶与善的本质都是实用的、保存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只是它们的功能不同罢了。

对人类的本性的保存是需要有责任的支撑。所有人可能都觉得需要用最强烈的言辞和音调，最强势的姿态和表情，来影响和支配他人。革命的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或非基督的传道士，所有这些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还异口同声地大谈“责任”，而且还强调是绝对的责任。他们清楚地知道，假如没有“责任”的存在，是无法生出强烈的激情的！

于是，他们想借助于习惯对某种绝对要求进行说教的道德哲学，攫取宗教中某种美好的东西，就像马志尼做作的，将这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因为他们要得到别人的绝对信任，就必须先对绝对相信他们自己，其根据便是某些自身非常崇高但又不可言明的信条。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成为这个信条的仆从和工具，并且也下定决心要为之尽职尽责。在道德启蒙和怀疑那里，我们会遇到很有影响力的对手，不过他们毕竟不多；反而在任何以利益诱导服从的地方，便会存在许多这类对手，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级集团。例如当一个世代望族的后代想到自己沦为一个君主或一个党派、组织，甚至是某个财团的工具时，他会感到自己的人格被贬低了，然而，因为某些原因，或者为了个人，或者为了团体，而不得已做这个工具时，就必须要遵从某种矫揉造作的、时刻挂在嘴上的所谓绝对责任的原则，就必须不顾羞耻地屈从于这种原则，并且还要将这种服从完全展示在人们面前。

紧紧依附于绝对的要求的一切奴性是那些决意要从责任中夺回绝对个性的人的死敌。而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正直，或许不仅仅是正直的影响。

一个人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一切个性，尤其当这些个性在周围环境里凸现出来的时候；可是，就个性本身而言，它也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有些时候，它过于细微，即使在最细心的观察者眼前也深藏不露，就像是躲在一片虚无的迷雾后面一样，人根本无法意识不到它，或者不能了解它。

这就像是爬行动物鳞片上的精细雕刻一样：如果只是通过观察，简单地猜测这些精细的雕刻是一种装饰或者武器，那就大错特错了。而我们可以通过可以说是人造的锐眼的显微镜来发现它，但是其他动物可没有这种锐眼！它们单凭自己的眼睛，将那鳞片上的雕刻看做是装饰或武器了。

一些在我们看得见的道德，尤其是那些确信已经被看见的道德正在正常运行着；另一方面，那些不可见的、对于我们来说既非装饰亦非武器的道德也在正常运行着。或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行状态连同那些精巧的雕刻能够带给一位拥有神奇显微镜的神明许多欢悦和精细呢！举例来说，众所周知，我们有智慧、野心和敏锐的直觉，而同时我们也极有可能拥有另外一种更大的智慧、野心和敏锐的直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被发现，因为察觉我们“爬行动物鳞片”的显微镜还没有发明出来啊！而直觉的道德之友会说：“太好了！他至少认为无意识的道德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满意了！”——唉，你们这些容易满足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