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北宋四六的嬗变
北宋四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宋初模拟唐人，北宋中期欧、苏等人始变革四六文风，北宋末渐趋工致。正如陈振孙所言：“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汪藻)，尤其集大成者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浮溪集》解题)
宋自建国至欧阳修主盟文坛70年间，骈俪文风盛行，四六创作繁荣。然大多典丽丰赡，浮华柔弱，模拟唐作，尚未形成宋四六的独特风格，这与宋初诗坛的状况十分相似。《禅宗旧史·欧阳修传》载：“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除古文家王禹偁、政治家范仲淹的四六创作较有特色，超出流俗外，此间绝大多数四六作家往往效仿唐人，燕许体四六与西昆体四六就是在这一文坛风气下产生的。
燕许体四六指效仿初唐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骈文风格的四六文，其代表作家先后有徐铉、陶榖、夏竦、宋庠、宋祁、王珪、元绛等人，他们多为台阁大臣，故其所作亦多庙堂台阁类四六。由于这些人所处的地位、时代与张说、苏颋相似，故其四六的题材与风格也有相同之处。
率先学燕许体四六的作家是由南唐入宋的徐铉。他文思敏捷，《宋史·徐铉传》载其“从征太原，军中书诏填委，铉援笔无滞，辞理精当，时论能之”。其四六犹带唐意，效法燕、许，所谓“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骑省集》提要)。徐铉长于碑记、墓志，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载，徐铉为李煜撰墓志铭，“存故主之义”，“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指出赵宋统一天下乃大势所趋，以至“太宗览读称叹”。
夏竦尝知制诰，文集多朝廷典册之文，其四六裁对稳妥，风格典雅工致，用典不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谓“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文庄集》提要)。名作《免奉使启》：“顷岁先人，没于行阵;春初母氏，始弃孤遗。义不戴天，难下单于之拜;哀深陟屺，忽闻禁佅之音。”述说拒绝使辽之由，情真意切。王铚《四六话》卷上评其“生事必用熟事对出”，两相结合，深浅照应。夏竦在燕许体四六作家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时人以为，“本朝自杨、刘四六弥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气。至英公(夏竦)表章，始尽洗去，四六之深厚广大，无古无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谓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王珪)、元厚之(绛)四六，皆出于英公。王荆公虽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义理而已”(王铚《四六话》卷上引王素语)。
宋庠、宋祁兄弟诗学李商隐，四六则追步燕、许。二人均为台阁文人，其文集多礼乐刑政、典章文物之作，有治世之音。他们的四六文典雅工致，谨守法度。其变革宋四六题材，功不可没。王铚《四六话序》云：“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二宋并称，不过其四六的语言风格稍有差异，如宋庠的《举遗逸诏》，述事论理，质朴无华;而宋祁的《贺乾元布表》却措辞运语，奇险峭拔。
西昆体既指西昆派作家写的部分诗歌，也指其四六文创作。西昆派作家诗学李商隐，其四六文创作亦奉李商隐为圭臬。邵博说：“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六)西昆体四六措辞典丽华赡，隶事险僻艰涩，文风绮靡柔弱，与燕许体四六为文精壮，注重风骨不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称“杨刘体”，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称“杨、刘之作，号为时文”(《居士外集》卷二三)。《宋史》说“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穆修传》)，可见影响之大。该派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张咏及晏殊等人。
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作家。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有“杨文公始为西昆体”之说。杨亿曾知制诰，四六写作重藻饰，喜用典，多裁对，陈师道《后山诗话》说：“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徐度《却扫编》卷上称赏其名对“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用典妥帖。其文有时罗列、堆砌典故，意为事掩。《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吕氏家塾记》载，杨亿常令子侄诸生将其文章所用故事，检索出处，以纸录之，存储备用，时人称之“衲被”。杨亿四六文风后来有所变化，当他走出馆阁任地方官时，也写过一些好作品，如写风土人情的《处州郡斋凝霜阁记》《处州丽水县厅壁记》，写循例谢恩的《知处州谢到任表》《汝州谢上表》及写御驾亲征的《驾幸河北起居表》等。
晏殊是西昆体四六后期作家的代表。晏殊为馆阁重臣，为文颇富，可惜多已遗佚，清人胡亦堂辑《晏元献遗文》仅存文6篇，其中《进两制三馆牡丹歌诗状》即为四六佳作。它如《侍读学士等请宫中视学表》云：“命册府之儒臣，敞金华之经席。包周众说，既析于篇题;齐鲁善言，弥勤于听览。”属对精巧，措辞典雅。
当宋初四六作手模仿唐人的时候，胡宿则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六朝。人称“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文恭集》提要)。其《文恭集》内外制、书启、表奏，多为四六。《真州水闸记》《流杯亭记》及《高斋记》，语言清淡，意境优美，与六朝山水骈文风格相近①。
北宋中期，欧、苏等人不满于宋初四六骈体规模唐人的局面，传承开拓，锐意创新，形成具有宋人格调的新体四六。欧阳修在这场变革中起关键作用，故又称欧阳新体，其追随者有三苏、王安石、曾巩、曾肇、刘敞、刘放，稍后有苏门四学士、陈师道、邓润甫、李之仪、李清臣、林希、李邴等人。他们的四六创作趋向疏荡，多写骈体政论，议论剀切，述事畅达，情理兼胜，少用典，去藻饰，为文自由灵活。宋初骈体超过散体，自欧、苏后，骈体、散体平分秋色，制诰、表启、奏疏、辞赋多用骈体，而序跋、书信、记传、论说则多用散体。
欧阳修虽倡导古文，然亦不废时文，曾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二三《论尹师鲁墓志》)。他以古文之法写四六，所谓“以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陈善《扪虱新话》卷一)。孙梅说：“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四六丛话》卷三三)关于欧阳修四六的特点，陈师道《后山诗话》说：“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程杲《四六丛话序》说：“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欧阳修的四六由此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二说：“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能兼之者，欧公耳。”欧阳修庆历五年《滁州谢上表》：“谤谗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诬罔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该文为自己辩诬，向皇上谢恩，从容闲雅，可谓意无不达，词无不畅，理无不明，洵为新体四六的典范之作。他如《上随州钱相公启》《上胥学士偃启》《答李秀才启》《谢进士及第启》及《乞外任第一表》《亳州谢上表》《南京留守谢上表》《蔡州乞致仕第二表》《谢致仕表》等，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苏轼四六近宗欧阳修，远学陆贽。其《答俞括书》自谓“私所钦慕者，独陆宣公一人”。欧阳修《试笔》云：“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嘉祐集》中几无四六文，苏辙表奏制诰实不如其兄，这里的“苏氏父子”主要是指苏轼。苏轼四六主要是贬官时期的表启与在翰林院时的制诏。前者措辞造句，抒情达意，无不左右逢源，轻快自如，不堆砌典故，自然妥帖。王志坚《四六法海》卷四云：“苏公诸表，言迁谪处，泪与声下，然到底忠鲠，无一乞怜语，可谓百折不回者矣! ”此类题材的代表作有 《量移汝州谢表》《乞常州居住表》《徐州谢上表》《密州谢上表》《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等，其制诏雄肆宏放，笔调轻快雄健，句式自由灵活，皆前人难以企及。如《王安石赠太傅制》《孙觉可给事中制》及《故妻苏氏永嘉郡夫人制》，叙事明晓，表情诚挚。孙梅认为：“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脱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四六丛话》卷三三)
王安石四六以制诰表启见长，深厚严谨，典赡工致。《王文公文集》宣诏、制诰、表启共16卷均为四六。《贺韩魏公启》《辞拜相启》，语言严简，述事明晰，笔力雄健，气魄宏大。与苏轼的“藏曲折于排荡之中”(王志坚《四六法海序》)不同，王安石“标精理于简严之内”(同上)，是皆唐人所未有。
新体四六作家的佼佼者还有曾巩与秦观。曾巩《元丰类稿》中制诰7卷、表2卷、启2卷，都是四六文。《祭王平甫文》《亳州谢到任表》《谢赐〈唐六典〉表》等皆质朴浑厚，说理透彻明晰，用典较少，不过有时行文拘束，缺乏欧、苏的从容与气度。秦观长于表、启，其文集中表二十余篇、启三十余篇，多为代言之作，佳作有《谢及第启》《贺吕相公启》《贺崔学士启》及《代中书舍人谢上表》等。其《谢馆职启》(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二八)，“窃观前史，具见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为学士;东海钓客，建封任以校书。虽为将相之品题，实匪朝廷之选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数句，秦观用同姓者蜀国秦宓及唐诗人秦系故事，写自己空负才华而未遇明君的心情，属对工整，遣词雅致，与乃师苏轼充分散文化的四六文风有别。
注释
① 参见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