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文言小说·宋代文言小说概说·宋人的小说观念及文言小说品类

宋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与宋人对于小说观念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宋代人的小说观，应该说是与唐代人一脉相承的，但也不尽相同。唐代学者刘知几从史学家的观念出发，把小说当作史书的一个分支，强调史料的真实性。他在《史通·杂述》中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频频。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推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并指出：“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尚思《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这两类就是我们所说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刘知几的观念比《隋书·经籍志》有所发展，从此，唐人把原列于子部的小说和原列于史部的杂传合并，归于一类。于是，许多文人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吸收史传的笔法，在客观上大大提高了文言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在编著《新唐书·艺文志》时说：“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新唐书·艺文志》序)他也把小说归于史家一流，继承了刘知几的观念。但因为小说来源于“道听途说”，其真实性打了折扣，所以，欧阳修在作《新唐书·艺文志》时，把《旧唐书·经籍志》原列入史部杂传类的一部分书归入了子部小说类，并没有把小说类的书归入史部去。在他的头脑中，这类作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说不上是史部著作，这实际上更强化了小说作品在真实性上的要求。这种分类方法得到了当时人和后人的认可。

这种观念反映到小说创作上，使得宋代的志怪创作一直强调求真纪实，写法上，“偏重情状，少所铺叙”^①，力求取信于人;风格上讲究质朴简洁，显示出了一种追慕六朝志怪的复古倾向。

而对于唐人传奇，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人对传奇小说的看法。“文备众体”，成为许多宋代传奇的写作方针，只不过有的偏史才，有的重诗笔，至于重议论，则更是宋代文人的一大癖好。比较而言，像北宋张君房《丽情集》、刘斧《青琐高议》、李献民《云斋广录》中所收录的传奇，大都偏重诗笔，因而艺术性更强，与唐人传奇的面貌更为接近，很多学者都把这部分作品看做唐人传奇的余脉。

注释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1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