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散文·北宋前期散文

宋文发展经过了北宋前期、北宋中叶、南渡前后、南宋中期和后期五个阶段。

宋初70年为前期。这是宋代散文的起步期，散体与骈体同步发展且文风新变，散文发展以不同流派的形式反映出嬗变轨迹。前40年相继产生了骈体擅场的 “五代派” 与力倡古文的 “复古派”，后30年有西昆派的崛起和古文派的抗衡。

宋朝开国以文礼兴邦，前朝硕学鸿儒和文学侍臣成为宋文的首批作家。这些作家受五代文风熏染和辞臣职责修炼，均精于骈体，其显赫的政治地位、深厚的学养和奖掖后进的品德，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团结、吸引并培养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宋代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五代派。

五代派强调“时务政理”，讲功用，重文采;提出“丽而有气，富而体要，学深而不僻，调律而不浮”，“词赡而理胜”(徐铉《骑省集》卷二三)的为文原则，要求自然流畅的文风。该派重要作家都学殖深厚，贯通百家，为文英华外溢而自然流丽，而赵宋初起的军威国势，又使文气雄壮俊伟。如徐铉《上说文解字表》词语典丽，气势充裕;陶谷《太祖登极赦》博雅雄劲，尤有气魄;李昉《黄帝庙碑序》描述赵宋版图辽阔与升平景象，大笔如椽，气魄雄伟。

核心作家徐铉(917—992)学术精博，素负重名。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用又不忽视艺术性，认为文章“在乎敷王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至于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乃作者“余力”(《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徐公文集》卷二三)。既区别了着意追求词藻华丽而无实际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又充分肯定了音韵、华采的自然合理性。其文“长于典雅，直而不迂，以理胜为贵”(《徐公文集》附录)。《质论》14篇，人称“极刑政之要，尽君臣之际”;《复方讷书》用骈语讲自己个性、志向与抱负，自然流畅;《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送王逊序》均贵理尚实。《重修说文序》缕述文字发展衍变及重修《说文》意义，气势充沛，博雅雄赡。

五代派将唐代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传统用于骈体创作，给骈体散文注入新活力，产生了深广影响。风行文坛40年的西昆体散文、南渡前后的文采派、南宋后期的辞章派，都导源于此。

任何一代文化的发展，都首先是对前代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同时孕育开拓与创新。时代与人文环境的巨变，使五代入宋的作家心态发生很大变化，由藩镇割据小国进入天下一统的赵宋大邦，由彷徨度日到振奋进取，散文创作不能不发生质变。故五代派作品与赵宋控驭天下的军威国势相统一，涵纳着一种雄伟气魄。南宋周必大说“建隆雍熙之间(960—987)其文伟”(《宋文鉴序》)，正是独具慧眼，既肯定了五代派的创作，又看到了宋文呈现的新面貌。

几与五代派同时，出现了一批主张文风复古的散文家，他们受唐代古文运动直接影响，宗经尊韩，倡言复古，并渐成一派。复古派以柳开、王禹偁为核心，先后相继形成了两大作家群，高锡、梁周翰、范杲、赵湘、张景、孙何、丁谓、罗处约、柴成务等，都是这一派的重要作家。该派活跃在太宗朝，柳开以舆论声势著于时，王禹偁以创作实绩称于世。二人先后相望，共同推动文风复古。

复古派理论有三大特点。一是从社会学角度倡言文风复古，旨在兴儒垂教，提高全社会道德文明素质，达到社会安定与发展。这是五代战乱后人们的普遍要求和美好愿望。他们认为“主管风骚胜要津”(《小畜集》卷九《前赋春居杂兴……》)，“儒之教，防乱也”(《河东先生集》卷一)，提出文须“宗经树教”(同上卷一九《送丁谓序》)，“务将教化于民”，“咸然使至于善”(柳开《上王学士第四书》)。二是主张社会意识与自我意识并重，提出“传道明心”说(《小畜集》卷一八)，既强调反映现实，表现社会，又强调写心，表现自我，体现了文学发展的新趋势。三是强调文道并重，倡导平易自然、朴实流畅的文风，要求“句易道，义易晓”(王禹偁《再答张扶书》)。这对扩大作品读者群，充分发挥文章的社会功能，具有积极意义。

复古派创作以散体古文为主要体式，内容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性、现实性和强烈的抒情性，而总体风格则弘扬并发展了韩愈散文平易的一面，以自然流畅、浅近通俗为主。首倡者柳开(947—1000)以复古自任，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河东先生集》卷五)。他批评宋初“刻削为工，声律为能”的“时文”(《上王学士第三书》)，认为文章应“实而有华”，有裨政教。柳开还明确界定了“古文”的特质、内涵及要求：“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纠正了以“辞涩言苦”为古文的错误认识，区别了句式千篇一律的骈文，尤其强调了文章的寓理与立意。

柳开散文以质实见长，言事明理，传道写心。名篇《代王昭君谢汉帝疏》借古言今，批评当轴者“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无力无方，屈辱求和;《来贤亭记》讲“欲举天下之人与吾同道者，悉相识而相知”的理想与“化古警今”的用意;《上大名府王祜学士书》讲“君子笃道而育道，怀仁而合义”;《与张员外书》论“国以民为本”，“政以仁义忠信为宗”;或切言时事，或述其理想，或论修身治国，皆宗儒道。柳开散文风格自然平易，不事雕琢，朴实流畅。《东郊野夫传》自述资质、性格、行事与修养，语势如注，深厚平实;《上言时政表》似对面而语，流畅自然。

高锡传世作品不多，《谏亲决庶政疏》《劝农论》均质实平易，自然流畅，与柳开为近。范杲“与柳开善，更相引重”，然“为文深辟难晓”，风格别于柳开。张景文风酷似柳开，《河南县尉厅壁记》被宋人推为名作。

小柳开7岁的王禹偁 “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苏轼《王元之画像赞序》)，成就与影响均在柳开之上。他以文道自任，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其散文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社会性，体现出鲜明的弘扬儒道和垂教致化倾向。名篇《待漏院记》描摹贤、奸、庸三类宰相上朝前心态思绪，褒贬规讽，乾隆帝弘历称“理正言明，脍炙人口，无可雌黄”(《小畜集》附《御制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唐河店妪传》 写边境老妇机智杀敌，进而议论边政，建言御戎方略，文字简明生动。《录海人书》托言秦末海人，以海上奇遇之事上书天子，欲使朝廷“薄赋、休兵、息役”。《应诏言事疏》乃政治改革之大策，为后来庆历新政之蓝本。

王禹偁散文以简雅古淡、朴实流畅、自然明快见长。名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首言黄冈以竹代瓦习俗，次述竹楼情趣，再叙谪居情态心绪，而殿以不慕高华、“随缘自适”的潇洒情怀，意境清隽而思致幽邃，语言淡雅简古，自然隽永，流走如珠，情韵优美，骚情诗趣，溢于言外。王安石以为优于《醉翁亭记》(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王禹偁也精于骈体，应制文字宏丽典赡，尤喜以赋传道明心，《三黜赋》《仲尼为素王赋》《君者以百姓为天赋》等都精深可传。

王禹偁的门生孙何、丁谓，同年罗处约、乡谊柴成务、师长毕士安等，也都是主张文风复古的重要作家。孙何《文箴》历述文章衍变，高度评价韩、柳，充分肯定宋初“力树古风”的发展趋势和“无卑唐文”的创作实绩。丁谓文风简古，如《书异》描述自然灾害：“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风拔木，屋瓦皆飘。”由此可窥一斑。

宋初两派尽管在语言形态、美学观念、创作习尚、宗法渊源诸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同时也有很多共同点，如兴儒传道、宗经树教、联系现实、文道并重、文风自然等，呈并行发展相济互补态势。五代派作家创作骈文但不排斥古文;复古派批评轻浮文风，依然赞同有内容的骈文。这种风气，对后来散文的健康发展乃至宋文独立风格的形成，有着积极影响。

宋文经过40年的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骈体时文和散体古文都获得进一步发展，遂有崛起的西昆派与古文派抗衡。

西昆派是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天禧(1017—1021)前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该派以杨亿为核心，刘筠、钱惟演、晏殊、李维、路振、刁衎等为重要成员。他们宗法李商隐，诗歌而外，文取骈体，雕章丽句，博雅富赡，辞采飞扬。

西昆中坚钱惟演(962—1034)博学能文，自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未尝顷刻释卷。代表作《春雪赋》描述春雪悖时而降的情景，骈丽自然，意境瑰奇。《宁海县新建衙楼记》讲修政、述沿革、言地舆之胜，清新典赡，文势流畅。刘筠(971—1031)文用骈体，博雅自然，富有气势。奏章兼用散句，简练自然，个性鲜明。如《礼生引太祝升殿彻豆事奏》简洁明达而又口语化。

西昆领袖杨亿 (974—1020)“以斯文为己任”(范仲淹 《杨文公写真赞》)，论文贵骈尚丽，主张“文采焕发”、“理道贯通”(《武夷新集》卷一八)。杨亿著述宏富，《武夷新集》20卷四分之三是散文，《天禧观礼赋》《议灵州事宜状》等都是气势恢宏的长篇。《答集贤丁、孙二寺丞启》《答东京转运使馆姚启》语势如注，宏伟典赡。《与章廷评书》写居处情景：“郡斋岑寂，宛在深山。狱讼甚稀，赋输易办。引领西月，群峰倚天。清溪南奔，浅深见底;人家栉次，多在岚烟中，修竹乔木，宛如图画。”可谓巧述妙喻，意境深远阔大，字字趣味横生，自然平易，格调清新。杨亿《殇子述》用散句古文之体，文章情深意切，生动感人，而文字朴实质直，简练形象，其于爱子夭亡之痛惜，溢于言表，无愧大家手笔。

晏殊(991—1055)与杨亿为忘年交，“文章赡丽，应用无穷”(《宋史》卷三一一)，中年始读韩柳集，文风大变，所作家书均用古体散句，平易自然，细腻亲切，简洁质朴，如《答中丞兄家书》谈家中细事，娓娓而言，亲切有味，谈子女教育一段尤生动感人。《答赞善兄家书》全用古体散语，自然亲切，简洁细腻。此类作品，置古文名家集中也不失为上乘之作。

在西昆派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以穆修为核心，石曼卿、尹洙、苏舜钦兄弟等一批作家为羽翼的古文派。该派沿宋初复古派路子推进，继续倡导宗经尊韩、贵实向道、反骈尚散，强调文章经世致用、联系现实、传道明心，要求文风自然朴实。穆修仍以韩柳古文为旗帜，号召同道，批判时文，指出韩柳古文“辞严义伟，制述如经”(《穆参军集》卷二)，而“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答乔适书》)。苏舜钦提出为文应“原于古，至于用”(《石曼卿诗集序》)，“泽于物”(《上三司付使段公书》)，反映现实，补偏“救失”(《上孙冲谏议书》)。尹洙则提出“行事泽当时以利后世”“立言矫当时以法后世”“务求古之道”(《志古堂记》)。苏舜钦《上孙冲谏议书》还详细论述了道、德、文、词、辩五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文章应“业问追古，放言遣怀，剖昏出明”。可以看出，古文派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以增强对抗四六骈体的能力。

古文派创作以反映现实、内容质实见长。穆修(979—1032)“专以古文相高，而不为骈丽之语”(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一)，文章“天资高迈，沿溯于韩柳而自得之”。作品自然简古，不假雕饰，格调凄苦者为多。《法相院中记》《静胜亭记》《上刘侍郎书》《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等，均可窥其风格。写于谢世前一年的《唐柳先生集后序》朴实无华，凝练自然，敬慕韩柳、倾力研读整理和精心校勘韩柳文集而数十年如一日的感人情景，毕现于读者面前，足可代表古文创作水平。穆修与门生李之才还克服重重困难，花了近三十年时间校订、整理并募金刻印韩柳文集，广其流传，这不能不说是倡导古文的一大力举，故朱熹称“韩柳之文因伯长而后行”(《名臣言行录》)。

尹源、尹洙兄弟师承穆修，致力古文。尹源《唐说》议论“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以为宋鉴;《叙兵》建言边防，提出“稍革旧制，大募豪勇”，均以议论见长，语言古雅质朴，自然流畅。尹洙散文大都关涉社稷民生，《兵制》述战守之要，提出训士兵而代戍卒，为御戎长策;《叙燕》《息戎》极斥时弊，以古为鉴，建言朝廷提高军备意识。

苏舜钦作品多论议时政、建言治国，如《乞纳谏书》《论西事状》《上执政启》等，皆直言警劝当轴者，无所顾忌。晚年所写《沧浪亭记》先言罪废南游，次叙购地建亭，再述徜徉真趣，最后议论人生与情性，全文优美景色与悲愤心情相统一，形成深沉悲壮、雄奇瑰丽的意境，表达对朝政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抗争。写景用柳宗元山水游记笔法，议论又有韩退之韵味，“字句凝练简洁，风格劲峭拗折”(王水照《宋代散文选注》)。另如 《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处州照水堂记》《浩然堂记》诸篇，也都极有气势，意境阔大雄奇，寓理深刻隽永，文笔优美壮丽。

穆修群体尚有姚铉、李之才、祖无择、刘潜、李冠等人。姚铉编《唐文粹》“以古雅为命”，影响颇大;李之才与穆修共同校录、刻印韩柳文集;祖无择为穆修编集作序。

总之，古文派在舆论声势与创作实绩方面，已形成了抗衡西昆的局面，为古文的进一步发展兴盛并超越时文，做了充分准备。

由上可知，北宋前期是骈体散文与古体散文同步发展且文风新变的时期，骈、散呈现着双轨并辙平行发展而骈体略占优势的状态，《宋史》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文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正是从骈、散两条线索勾勒描述了北宋前期散文的发展。

北宋前期又是宋文丕变的酝酿期，各派作家共同探索着宋文发展的新路子，在不少方面形成共识，如宗经树教，济世致用，寓理尚实，自然平易等。尤其是各派作家都表现出较强的历史意识和群体意识，重要作家无不以斯文自任，从而使该期散文发展充满开创新局面的活力，在文体、文风和气象诸方面，显示出新变化。南宋周必大称“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宋文鉴·序》)，揭示了宋前期散文内在的变化线索和流派不同而风神相同的实质，充分肯定了该期散文的新风貌、新成就。

北宋前期散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从整个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角度看，又实在难以抗衡前贤，依然沿袭多于创新，故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六一居士集叙》)。

其一，就文章体式言，五代派、西昆派崇尚骈偶，而复古派、古文派又“独为古文”(苏舜钦《哀穆先生文》) ，气象虽不同于前代，终觉囿于一体，如长江、黄河各为一系，并流而东，源头不一而又不能相互涵纳融会，欠缺文体改造意识，故各派均处于“因陋守旧”状态。

其二，艺术境界偏低而艺术活力偏弱。艺术境界和艺术活力决定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这种境界和活力是由作品内容、形式、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力，且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参与、欣赏乃至再创造。北宋前期散文反映现实，议政论道，记叙抒情，题材丰富，但各派均过于强调和注重文章的实用性、功利性和现实性，又偏重体式，忽视了艺术的锤炼与升华，多数文章有其现实意义而缺乏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作者与读者都被囚禁在“传道”的框架里。这种定向思维方式，使艺术发挥受到限制，造成艺术境界偏低而艺术活力、张力变小变弱，读者只能被动接受不能积极参与，降低了作品的吸引力。这同后来欧、苏散文那种将宇宙、社会、自然、人生与自我融合为一，综合表现和精心锤炼的情形相比，其视野封闭而局面偏窄的状态更明显，故苏轼认为“论卑气弱”。

其三，该期散文没有出现一批脍炙人口、广为后世传诵的艺术精品，尤其没有出现类似韩愈那样起衰济溺、领袖群彦、雄踞一代的散文大家，各派代表作家都不具备开创并树立一代风气的大家素质和雄伟气魄。如杨亿才力雄赡而文囿一式，且“率意而成”，不喜锤炼;柳开、穆修立志复古，而地位偏低，影响力和号召力十分有限，所谓“志欲变古而力弗逮”。王禹偁骈、散兼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绩均有较大影响，惜为文“多涉规讽”(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 ，又“无师友论议”(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终于难副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