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怪论：社会上可多些“怪论”

社会上可多些“怪论”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怪论”的态度也与其他人不同。“怪论”从字面上可理解为奇怪的论调。可能是受到“文革”对言论控制的影响，现代的国人在对待“怪论”时通常是予以贬斥，而季羡林先生却大方地给以褒扬。在他看来，“怪论”是“异议可怪之论”，具体为“其所以称之为怪论者，一般人都不这样说，而你偏偏这样说，遂成异议可怪之论了”。

在《病榻杂记》一书的《论怪论》中，季羡林先生写道：“我却要提倡怪论”“我希望社会上能多些怪论”。

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季羡林先生认为“怪论”多是思想文化繁荣的表现。常规的言论偏向于保守的结局，唯有多些“怪论”才能引发碰撞、讨论和进步，进而使思想文化繁荣。那些“怪论”沿着自己的路数世世代代传承下来，最终成为如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础和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怪论”最多最盛的时代。在那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子百家各抒己见，纵使意见完全相悖，却依旧大胆引证，坚持自己的“怪论”，故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主张入世，道家主张出世；“仁”“礼”是孔子的核心主张，“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是老子的核心主张，“兼爱”“非攻”是墨子的核心主张，“法治”是韩非子的核心主张……尽管他们的主张都有自己的道理和切合实际的地方，却相互视自己的对立面为“怪论”。但正是因为这么多的“怪论”，才为我们的中华文化留下了璀璨夺目的一笔。

季羡林先生也曾说：“国家到了承平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时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论。”就像老子的“物极必反”理论，太过安稳反而会失去活力，太过动荡则太危险。“怪论”并不危险，适当的“怪论”可以带来一丝的变化，反而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

怪论与真理

很多时候，“怪论”因为与常论不同，会被人们误解为无用、反常的言论。但是，一旦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怪论”也是可以成为真理的。在这一点上，季羡林先生认为“怪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是我国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先生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不断地向中国引进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他曾预言：“试看将来的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事情看似简单，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在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并不为人们所轻易接受，而更多地被认为是“怪论”，传播之路步履维艰。但是在李大钊等共产主义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怪论”是科学的，是真理。

换个视角，也能发现新的天地

在季羡林先生看来，“怪论”有时很有作用，“某一个怪论至少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视角”。没有一个问题是简单易处理的，如果只是从单方面去考虑，得出的解决方法难免片面；如果从多个方面、多个视角去研究和分析，寻求的解决方法也会更加全面，更加有效。换个视角去考虑事情，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

曾经有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快乐，就去请教一位老者。老者问他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年轻人回答道：“因为我很穷。”老者不解：“你还很年轻，怎么能认为自己穷呢？”“可是年轻又有什么用呢？”“那如果给你一大笔钱，代价是你瘫痪在床，你愿意吗？”“不愿意。”“如果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给了你，但你必须马上死，你愿意吗？”“当然不愿意了，人都死了，财富还有什么用呢？”老者笑道：“所以啊，你既年轻又健康，就已经拥有了最宝贵的财富，怎么会穷呢？”

季羡林先生还提到过教育改革中也应该有“怪论”。有人曾提出“教育产业化”的新理念，经实践检验后并不可用：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不能被产业化，但其却是一种新视角、新思考。由此可见，“怪论”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视角，是对问题解决方法的一种探索、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