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志向：人无志而不立

人无志而不立

《论语·微子》云：“直道而事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表达了一种志向高洁，确定了信念就坚持不改、不轻易妥协的精神。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人无志而不立，圣人也好，平凡的人也罢，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志向，尽管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志向是激励人们奋发前进、勇于创新的动力，是引领人生的灯塔，是战胜艰难困苦的力量源泉。而一个没有坚定志向的人，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人一旦立下志向，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难，也不可轻言放弃，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志向得以实现。

立远其志，潜修其身

季羡林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他对国学和佛教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的作用。虽然在探索期间遇到过各种苦难，但他仍旧“不改其志”，为我国的学术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常说“有志者，事竟成”，一个人若有坚定的志向，他所做的事情终究会成功。纵观古今，凡是功名累身、有德行之人，无一不是坚定不移地心怀远大志向。有着坚定志向的人，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依旧不会折了自己的身板，降了自己的志向。

《论语·微子》中讲述了商末周初的朝歌人微子启的故事，因为他的封国名为“微”，爵位为子，所以被称为微子。微子启是商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因见纣王昏庸无道，多次向纣王谏言，却始终不被采纳。不得已之下，微子启便与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商量，箕子告诉他：“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启后来把商朝祖先的牌位全部带走，回到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微子启自缚衔璧乞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纣王的情况，被成王封于商丘，国号为宋，并准许他继续祭祀商朝祖先。这就是著名的“微子去殷”的故事。微子启的所作所为，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更保全了自己不变的志向，为后世所称道。

季羡林先生认为，一个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为自己前进的道路设了一盏明灯，更能为自身品性的修养完善起到促进作用。在他看来，“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是“修其身”的典范。伯夷和叔齐反对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殷的统治，但武王执意为之，二人则愤然“义不食周粟”，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愿吃周国的粮食存活。他们以“死”完成了自身品性的修炼，身虽死，但志长留。一个人对待志向的态度，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整体水平，志向坚定的人一定也会是一个品性完善、具有仁德精神的人。

穷达行藏各有志

季羡林先生常常教导别人，人各有志，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和人生，志向不同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志向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只要能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便值得人赞扬，任何人都不能也没有资格嘲笑别人的志向。

江伟琏先生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一生跌宕起伏，十分坎坷。他的一生都坚持着“四不”原则，即“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因为父亲在银行工作，江伟琏先生幼时过着小康生活，无忧无虑，安逸而舒适。这种安逸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上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江伟琏所在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尽管他刚考入燕京大学不久，但对于校训非常认同。他崇尚真理，追求自由，这些精神在他思想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无论是留苏学习法律时感受到的强烈反差，还是回国后遭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沉重打击，江先生始终没有违背自己当初的志向，没有向磨难低头。

“免随风尘逐上下，莫以流俗判高卑”是江先生在《七律·杨花》里的自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点。20世纪80年代，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江先生重新被委以重任，在高校开设西方法律课程，以满腔的济世情怀“传道授业解惑”。江伟琏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为中国法治建设而努力，决不向真理以外的事情低头，决不向命运低头。

在季羡林先生看来，江伟琏先生的志向是远大的，并且他确实也守住了自己的志向。而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会有这样的志向，都能有这样的志向。反言之，如果人人都是同一个志向，反而缺少了特性，导致“人云亦云”。季老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家里从没有出现过伟大的人，也没有让他树立远大志向的条件，那么让自己的家庭衣食无忧、安稳和乐的志向又有什么好笑的呢？志向的可贵，不在于是否远大，而在于你是否能够守住它，使其成为引领你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