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孟子》
一、孟子生平与时代
孟子，是先秦儒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他被人们尊为“亚圣”，奉为孔子思想的正宗嫡传。除孔子外，孟子可以说是历代大儒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人物了。
孟子名轲，据说字子车，是鲁国有名的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同叔孙、季孙均出身于鲁国公室，是鲁桓公的庶子，史称“三桓”。孟孙氏的嫡系称孟孙氏，其余支子就改称孟氏。先秦时期，姓、氏为二。如按先秦标准严格区分姓和氏，孟子当为姬姓、孟氏。
孟子虽系周公旦的后代，祖上曾有过显赫的声势，但孔子在世时就已发现，由于“陪臣执国命”，“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到战国中期，历近一个半世纪，孟孙氏罕见史书提及，这种衰微之势就更加明显了。可能正是由这一原因，孟子的祖上就从鲁国迁到邹国，故司马迁和赵岐都说“孟子，邹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题辞》）。
孟子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死于周赧王十年（公元前305年），终年85岁。他的父母，可信的记载很少。据《春秋演孔图》以及《阙里志》等，其父名激，宇公宜；母姓仉（音掌）。
在孟子的早年教育中，孟子之父默默无闻，对他教育有功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因此，后代广为流传“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幼年时甚得母教，这对他后来一生影响至大。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孔子之嫡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后来人们以“思孟”并称，除了他们思想上的一致外，与这种师承也是有关的。
孟子学成之后，就开始“周游列国”，以学于诸侯。他游说诸侯的第一站是齐国，其时约40多岁。他本想通过正在“一鸣惊人”的齐威王施展其“仁政”理想，但不受齐威王的重用，只是被任为客卿。他听说宋王偃将要推行“王政”，就约在公元前323年之时离齐赴宋。但宋王偃并不打算接受孟子的主张，孟子只得“远行”，回到他的家乡邹国。在邹国，邹穆公曾向他请教为政，屋庐子、曹交、然友或向他问礼，或向他问学。而滕文公断然实行“三年之葬”，就是听从了孟子的指教。
公元前322年，鲁平公即位，用孟子弟子乐正子为政。孟子赶赴鲁国，由于乐正子的推荐，鲁平公准备乘车去见他。但因嬖人臧仓进谗，说孟子“后丧逾前丧”，不能算作贤者，于是鲁平公取消了这次会见。孟子在失望之下又只好返回邹国。刚即位不久的滕文公礼聘孟子至滕，孟子在滕很受滕文公的敬重，他不但带一邦弟子馆于上宫，而且滕文公还多次向他垂问治国大计。孟子于是系统地推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并教以“小国事大国”之道。这时，农家的许行和陈相兄弟都来到了滕国。孟子与陈相辩论，用社会分工论、“物之不齐”说驳斥许行之说。大约在公元前320年，孟子听说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就离滕赴魏，来到了魏都大梁。
孟子一到魏国，梁惠王就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孟子以“先义后利”、“与民同乐”、“勿夺农时”、“谨库教之教”、“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等一系列政见折服了他。可是，第二年梁惠王就死了，未能实行孟子的主张。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孟子觉得他不像一个有为之君，就失望地离开了大梁。
公元前321年，齐威王卒。齐宣王即位，喜爱文学游说之士超过了梁惠王。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骄、环渊等著名学者齐集齐之稷下学宫，宣王赐之以高弟，赏之以大夫之禄，使之“不治而议论”国事。孟子得知消息，便带领他的弟子，经由范、平陆而到齐。
在齐国，孟子受到从未有过的礼遇，齐宣王授予他“卿”之高位，派他出使滕国，并屡屡向他问政。齐宣王喜好“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却大谈他的“仁政”主张（《孟子·梁惠玉上》）。从“土地”方面，他提出了“制民之产”、“恒产恒心”、“不征不税”等说，在“人民”方面，他强调“保民而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为民父母”说；在“政事”方面，他严厉批评王公大臣，斥之为“污君”、“不肖者”，并且声言对无德之君可以“易位”，有时竟弄得齐宣王或“勃然变色”，或无言以对，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将王位让给了其相子之，引起了燕国内乱。齐大臣沈同私下问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认为可以。但齐宣王派匡章伐燕，孟子却认为是以暴伐暴（《孟子·公孙丑下》）。齐军攻下燕后，齐宣王想吞并它，征求孟子的意见，孟子认为要视燕国百姓而定。取燕后，面临着诸侯干涉的威胁，齐宣王又问计于孟子，孟子劝他速从燕国撤兵（《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拒不接受，结果君臣之间矛盾越来越大。齐宣王为了缓和矛盾，准备召见孟子，孟子却称病不朝。第二天却又出去吊东郭氏。齐王派人来问病，并派来了医生。孟仲子使人半路上阻拦孟子，劝他去朝见齐王，孟子却躲到景丑家留宿。面对景丑的指责，他却答以“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认为不能以爵尊而轻慢齿尊和德尊（《孟子·公孙丑下》）。
公元前312年，燕人叛齐，齐宣王吞并燕国的计划彻底告败。为此，他自觉“甚惭于孟子”。齐臣陈贾在孟子前替齐王辩护，遭到了孟子的指责。自此，孟子就要辞去卿位，离齐还乡。宣王主动去见孟子，表示挽留，并打算在临淄城中给他一幢房舍，予以万钟的厚禄。孟子却不接受，决计离齐。在回邹国的途中，孟子心情非常复杂。他在齐边邑昼连住了三晚，希望齐宣王改变态度，亲自来昼挽留他。但齐宣王始终未来，他才在失望中离开了齐国。孟子归邹之后，又到宋国活动，与宋牼相会于石丘。孟子肯定了宋牼的弭兵之志，但认为“怀利以相接”不如“怀仁义以相接”（《孟子·告子下》）。
公元前312年，孟子由宋归邹。他游说诸侯，遍历齐、魏、宋、鲁、滕诸国，奔波了35年而始终实现不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就只好归隐故乡，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一起著《孟子》一书，记叙他一生的行事，阐述其思想学说。公元前305年，孟子老死于家乡邹国，享年85岁。
二、孟子的思想体系
（一）性善论
“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二）道德论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和国与家和家的战争。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从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仁政措施。
（三）政治及经济方面
孟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仁”、“义”是孟子论理想的核心，又是他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怎样才算是仁呢？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亲。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与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比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四）在哲学思想及认识论等方面
孟子的观点中包含了一定的唯心主义的成分。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因材施教”，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三、《孟子》研究及其版本
《孟子》和《论语》一样，本无篇名，后人一般取每篇第一章中的前两三字为篇名。《孟子》共七篇，东汉末赵岐为之作注时，将每篇皆分为上、下，后人从之。孟子的文章长于辩论，善用譬喻，气势磅礴，感情奔放，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极为突出，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
《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从汉代开始，研究《孟子》、为之注疏者，代不乏人，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孟子》被尊奉为经书之后，注疏者更是日见其众。在数以千计的《孟子》研究著作中，受到人们一致赞誉的也是较有影响的注本主要有：
东汉·赵岐《孟子章句》
宋·孙奭《孟子注疏》
南宋·朱熹《孟子集注》
清·焦循《孟子正义》
清·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
杨伯峻《孟子译注》
《孟子》成书之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孟子派的儒生也惨遭横祸，但《孟子》书却没受到什么损害，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赵岐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到了西汉，《孟子》的地位稍有提高。汉文帝时把《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各置传记博士，《孟子》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记。两汉时，《孟子》已和《论语》并列。汉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只立五经博士而废置传记博士。《孟子》于是乎又从传记退回到诸子地位，终两汉之世也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孟子》在汉代基本上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所以研治《孟子》者不多。两汉研治《孟子》的著作见于著录的，计有扬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和赵岐《孟子章句》凡六家。至今，除赵岐《孟子章句》外，其余几种皆已散佚，只有在清代的辑佚书中才能窥见一些残缺的片段。赵岐《孟子章句》是汉代《孟子》研究之硕果仅存者，也是完璧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本，因此它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赵岐注的最大优点，是在名物训诂方面保存了不少古义，注释大体上也较为精到。
《孟子》正式进入儒家经典是宋代，到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提出，与《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孟子》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了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孟子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为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面对西方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对孟子的思想学说特别是道德心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