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从研究方法的变迁来看，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近20年，在明代文学研究中，一方面，从乾嘉朴学传承而来的实证研究一直保持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仍然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明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从社会历史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从审美批评转向文本批评的倾向，同时比较研究也盛极一时。在各种方法争相献技的热闹局面中，继承与创新的互动成为明代文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潜在动因。

(一)实证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原本属于史学范围，史料之于史学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章学诚说：“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①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辟有“说史料“的专章，说：“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②傅斯年《史料论略》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③。

文学研究固然决不等于文学史料研究，它要比史料研究范围更广泛，也更具有系统性、理论性。但是，文学史料的研究无疑应当构成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而是文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一般而言，文学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实证研究，要求研究者凭借文献学的学术修养，运用生平考证、年谱编纂、版本考证、文字校勘、语句标点、词语笺注、佚文辑录、资料摘抄等方法，整理有关作家、作品、文体、文学批评、文学发展等方面的历史资料，藉以考证作家的生平行实、创作过程，考证作品的系年、版本与本事，疏通作品的字词与语句，考述文体的发生与演变，梳理文学批评的各种观点，描述文学发展的基本状貌。

在20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中，实证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仅以小说戏曲的实证研究而言，在20世纪上半叶，胡适、鲁迅、孙楷第、郑振铎等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又先后问世了一大批极富学术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除了本文第二节所列集成性、群体性的文学资料以外，单个作家作品的实证研究，较为重要的还有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1990)、李时人《西游记考论》(1991)、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1992)、刘冬《施耐庵探考》(1992)、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1995)、[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1996)、张锦池《西游记考论》(1997)、徐朔方《小说考信编》(1997)、侯会《水浒源流新证》(2002)等。《金瓶梅》的考证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如魏子云《金瓶梅探原》(1979)、朱星《金瓶梅考证》(1980)、蔡国梁《金瓶梅考证与研究》(1984)、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1986)、黄霖《金瓶梅考证》(1987)、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1988)、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1988)、陈诏《金瓶梅小考》(1999)等。

文学的实证研究，首先要真正弄清楚究竟考证什么，怎么考证，为什么考证。考证什么，指的是考证的对象应当有一定的价值尺度，即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作家的生平事迹，理解作品的内在含义，揭示文体的内在特征等等，而不能事无巨细，有疑必考。怎么考证，指的是考证的方法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究逻辑推理的方法，杜绝主观臆测、观念先行的学风。为什么考证，指的是考证的目的应当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旨在辨伪存真，烛幽发微，而不是求奇逐怪，希望一鸣惊人。总之，在文学的实证研究中，要讲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同20世纪上半叶实证研究的学术成果相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明代文学史料的钩稽与考订，缺乏的并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讲求。由于学术眼光的狭窄和思想观念的陈旧，研究者所涉猎的实证研究专题尚有很大的局限，有许多亟待开拓的领域人们几乎无暇顾及，而有一些热门课题却不乏重复研究。而且，研究者针对每一个研究专题钩稽明代文学史料时，往往未能厘定体例，涸泽而渔，因而总是留下过多的遗憾。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目录的编纂、资料的辑录、作家生平的梳理、作品版本的考证，还是文学历史现象的考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明代文学研究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往往由于国学的基本功底单薄，操作多不符合学术规范。这些学术规范如：目录的编纂要求亲见其书，资料的辑录要求著录版本并考辨异文，作家、作品考证要求广征博引而不能各取所需，要“大胆的假设”，更要“小心的求证”，而不能强立新说，草率定论，要用资料来验证资料，用资料来解析资料，要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等等。许多研究者漠视这些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就导致主观性、随意性的实证研究随处可见。

从近二十年明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尤其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各种曲解史料、予取予夺、主观臆断、出主入奴的实证研究甚嚣尘上，充斥研究界，因此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重视。例如，1992年陈大康发表《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一文^①，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瓶梅》作者考证热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金瓶梅》小说成书过程不明，作者踪迹难寻，有关原始资料十分缺乏而且相互矛盾，并不存在确定作者的基本条件。然而许多研究者不顾这一既成事实，却一味地热衷于“发现”《金瓶梅》的作者，并且不厌其烦地加以考证，结果造成迄今为止有资格充当《金瓶梅》作者的人数将近五十人的混乱局面。文章归纳了《金瓶梅》作者考证中常用的10种方法，其中如取交集法、诗文印证法、署名推断法、排斥法等，尚属可行;而联想法、猜想法、破译法、索隐法等，则纯粹基于主观臆测，犹同儿戏。因此，文章认为，清理反省考证中不科学的思想方法的迫切性，更甚于《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的确，文学的实证研究无疑有助于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判明作品的成书年代，弄清成书的过程，求得最好的版本，从而为作家、作品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实证研究中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狡诈，更不允许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为了保证实证研究的学术价值，应当注重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质，纠正误入歧途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从而在明代文学研究界真正树立起健康的学风。

在这方面，一些勤于耕耘的研究者的学风值得大加提倡。例如浙江大学教授徐朔方以三十多年之功，研究明代戏曲家的生平事迹，撰著了《晚明曲家年谱》;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马幼垣多年来搜集了几乎全部的《水浒传》版本，细加比勘，有言必信;曾永义的《明杂剧概论》(1979)资料翔实，考述精到。而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也可资借鉴，如八木泽元《明代剧作家研究》(1959)、小川阳一《三言二拍本事论考集成》(1981)、太辰田夫《西游记研究》(1984)、庄司格一《中国的公案小说》(1988)等，都体现出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功夫。又如神户外国语大学的佐藤晴彦，多年致力于元明时期的俗语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俗语与通俗小说的研究论文。如新发表的《<三遂平妖传>何时出版》(《神户外大论丛》第35卷第1号，2002)，从元明时期一些特定俗语的运用习惯，考证旧本《三遂平妖传》的刊刻约在嘉靖年间，言而有据。总之，实证研究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术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才能取得扎实而丰厚的学术成果。

(二)从社会历史批评到文化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与“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一脉相承，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来已久。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陆的明代文学研究者普遍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极力关注明代的经济、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决定关系，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来衡量和评判古代文学作品，注重对古代文学家的阶级属性及其世界观的分析，并以此为准则评定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强调古代文学研究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努力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如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3—11期)，系统地论证了《水浒传》的主题——农民起义说;陈中凡《汤显祖<牡丹亭>简论》(《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根据晚明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提出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姻缘是 “新的市民阶层狂热追求爱情的愿望在舞台上生动具体的表现，显示出当时知识青年和旧礼教的决裂”;张天翼《<西游记>札记》(《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孙悟空形象;陈辽《<三国演义>简论》(《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全面地论述了《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这些文章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客观地说，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明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分析、思想价值评判等方面给出的独特解读，从一个侧面大大深化了对明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的研究。例如，在明代小说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典型理论，便从一个角度成功地解析了古代小说人物形象的文化蕴涵、社会特征和艺术价值，弥补了以往对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仅限于感性品评的严重缺失。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置于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坐标系上，或者置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微观的考察和宏观的评述，至今依然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但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机械社会学的严重偏向。因此，如何纠正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偏向，发挥它“知人论世” 的长处，这是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新课题。这里首先需要一个立足点的转移：从立足于作家社会属性的政治性质，转移到立足于作家个体人格的社会意义;从立足于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所谓“真实的反映”，转移到立足于作品自身的社会历史价值。这是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内在潜能的开拓。如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2000)，探讨了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王阳明本人生存存在的意义，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人格心态的影响。作者着眼于阳明心学的内在特征，指出：“阳明心学乃是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方提出了其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运行中，它却伴随着环境的挤压而逐渐向着个体自适倾斜，从而变成了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该书“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对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关系的考察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实际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合适的诠释视野”^①。这样的“知人论世”就深中肯綮，真正落到了实处。

近二十年来，明代文学研究者还致力于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外部广度的开拓。于是，文化批评方法应运而生，在明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势头十足。文化批评方法主张从作品文本的内部构成来反观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特质，或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判定其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易言之，文化批评方法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标本来加以研究的。

例如，王齐洲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1991、2000)，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选取“四大奇书”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现象进行个案分析，以此来透视中国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政治理想、宗教意识、审美理想、生活态度、思想方法等。全书从典型的文化现象入手，旨在“追寻掩藏在这些文化现象后面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捕捉这一文化的灵魂，展示这种文化的发展前景”^②。郭英德的《明清文人传奇研究》(1992)“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把文人传奇置于中国明清时期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中进行整体考察”，这一研究视角所注重的是“考察研究对象在总体文化嬗变中所打上的时代烙印，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所发挥的文化功能，所体现的思想趋向，以及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心态”。全书从人格范型、时代主题和作家的文学观念三个方面，“考察在明清时期古代文化思想与近代文化思想的激烈冲突中，文人传奇所展示的审美风貌”;从创作方法、文体特性、艺术结构和艺术语言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明清时期古代艺术思维与近代艺术思维胶着状态中，文人传奇所体现的艺术精神”^③。此外，如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1992)从小说文本反观古代亚文化传统，如酒文化、性文化、运河文化和商妓文化等;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1996)，在明代诗文创作与诗文评论交叉演进的进程中，把握文化心态与审美心态演变的内在规律;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2001)从文化视角来审视晚明小品，揭示晚明小品作为自由文体所体现的深刻的文化意义，其“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所体现出的文化新方向，以及晚明小品丰富多彩的文化个性等。这些论著也都各具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即把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研究其流通与消费的方式及其过程。在明代小说研究中，美国学者何谷理(Robert E.Hegel)开风气之先，于1988年就出版了有关明清小说作品传播研究的论著^①。郭英德在《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2000)中，用专章探讨了明代各体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近年大陆地区有一些论著，尤其是一些博士论文，也涉及到小说戏曲的传播情况(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传播特点、传播过程)、接受情况等的研究，例如宋莉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传播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李玉莲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蔺文锐《小说与阅读公众：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等。

可以说，文化批评方法为文学的外缘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审视角度和操作方法，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也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方法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运用文化批评方法容易流于泛文化论，或者触处皆是文化，除了文化别无他物，或者以一个时代的文化等同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甚至等同于整个中国文化。其次，运用文化批评方法也容易流于观念先行，研究者往往先行接受或主观设定一种文化观念，以此为研究模式，借以阐释一个时代的文学中独特的文学现象，至于这种文化观念是否切合独特的文学现象，则不去思索，束之高阁。第三，文化是一个极为庞杂的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因此运用文化批评方法还容易仅仅满足于罗列各种文化现象，不加拣择，多多益善。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运用文化批评方法，要充分考虑到如何切合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语境，如何做到从文学内部研究过渡到文学外部研究，以达到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契合，如何从罗列文化现象上升到揭示文化的内在精髓。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才能真正步入学术的殿堂。

(三)从审美批评到文本批评

无论是社会历史批评还是文化批评，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学的外缘研究。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来看，中国古代传统的艺术批评大多基于对文学作品诸艺术层面作随意解剖或特征罗列，正是不满于这种支离破碎的批评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审美批评方法盛极一时。审美批评方法主张从语言美、结构美、人格美、意境美等方面切入文学作品，强调对文学作品作整体的审美观照，以发掘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明代文学研究中，例如宁宗一等《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992)一书，以哲理和美学的眼光，对小说中审丑、空间美、人物塑造的美学价值、女性世界的开拓的美学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对典型人物西门庆、潘金莲进行了深度的审美分析，极力挖掘其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此外，如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1978)、汪远平《水浒艺术探胜》(1985)、霍雨佳《三国演义美学价值》(1991)、张业敏《金瓶梅的艺术美》(1992)、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1992)、廖琼媛《三国演义的美学世界》(2000)、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2001)、傅正玲《悲壮与苍凉——水浒意境的探索》(2001)等，都是运用审美批评方法，从语言、结构、人物形象、意境等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美学研究的著作。

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文化批评方法相比较，审美批评方法无疑更切近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质。但是审美批评总是以某种普泛性的美学理论或审美理念为指导，来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因此如果运用不当，往往难免趋于削足适履或大而无当的歧途。例如，张业敏《金瓶梅的艺术美》以“二律背反”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论，独特的“这一个”论等理论，分析《金瓶梅》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就时或有生硬套用之弊。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以灵与趣、有限与无限、景语与情语等空泛常见的美学概念，阐释晚明小品文的艺术特征，缺乏研究深度，类似艺术赏析。有的论文还用西方的“荒诞”这种审美观念来论述《水浒》的审美特质，更显得张冠李戴。这种现象在许多以“××美”为题的研究文章中，更是屡见不鲜。

有鉴于审美批评方法的空泛化和理念化，于是文本批评方法便“乘虚而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盛行于明代文学研究界。上一节所述有关明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论著，便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趣的是，在西方现代文论中，文本批评方法原本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结构学、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文本的本体结构进行细致的释义与重构; 但是文本批评方法一旦输入中国，为研究者所掌握，就很快地“本土化”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精神，历来就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文本之内，历来就倾向于用文化的、社会的观点审视文本，试图从文本中不仅读出其本义来，还要读出其比喻义、引申义来。在这种精神的侵蚀、渗透下，就形成中国式的文本批评方法，即对文本本体结构的释义与重构，不仅运用语言学、结构学、叙事学的方法，而是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几乎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以成为解读文本的津梁。比如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5)，就自觉地把文化学与叙事学相结合，力图从文化的视角切入文本的解读，并从文本的解读中发掘出文化的意义。许建中《明清传奇结构研究》(1999)，在细致地分析十多部明清传奇作品结构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揭示不同传奇作品结构中隐含的作家思想追求和文化企向。这些研究论著大都表现出一种溢出文本批评方法的趋向。这与其说是因为研究者们不甚熟悉或有意扭曲西方的文本批评方法，毋宁说是他们不满足于或有意超越西方的文本批评方法，追求一种中国式的学术气派。他们的追求尽管还不免粗糙，尽管还尚欠完善，但这种追求本身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文本批评方法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且与实证研究紧密相关，突出体现了日本学者特有的求实学风。在明代文学研究中也是如此。老一辈的学者，如入矢义高《明代詩文》(1978)，分别选取刘基、高启、李梦阳、归有光、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张岱、艾南英、金圣叹等作家的一篇代表性诗文作品，进行细致的解读，进而分析其各自不同的思想情趣和文学风格。中年学者，如佐藤晴彦的小说研究，如《<醒世姻缘>中的冯梦龙创作——来自语言特征的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严守文本批评模式，用语言学的方法严谨地辨析《醒世姻缘》中的冯梦龙创作。青年学者，如丸山浩明的《明清章回小说研究》(2002)，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插入诗词问题为对象，分析其内涵和功能;根ケ山澈《明清戏曲演剧史论序说》(2001)，以文本为依据，细致地分析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中柳梦梅形象、梅花形象、对杜诗的接受、真实与虚构等问题。这些研究多以严谨扎实的学风见长。

(四)外部比较与内部比较

这里所说的“外部比较”，概指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方法。在20世纪以来的明代文学研究中，主要有以流传学、渊源学为主的影响研究和以主题学、文体学为主的平行研究。

在明代文学研究中引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影响研究首当其冲。流传学的研究，如陈铨《中德文学研究》(1936)，着重研究 “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程序，同时就中国文学史的立场来判断德国翻译和仿效作品的价值”。其中研究了 《好逑传》《玉娇梨》《今古奇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金瓶梅》等明代小说。渊源学的研究，如关于《西游记》与印度故事的关系，有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8月第2本第2分)，提出研究“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的“直接关系”，可以“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尤其是他提出“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的研究方法^①，要求作严格的影响与渊源的研究，至今仍有理论价值。其后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艺文杂志》1944年9月1日第2卷第9期)，也用渊源学方法，探讨小乘经典与《西游记》故事之关系。

近三十年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许多学者特别关注明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学者，如德田武的《日本近世小说与中国小说》(1987)，深入研究《三国志演义》《英烈传》《水浒传》《南宋志传》《金瓶梅》《西湖佳话》《警世通言》《四声猿》等明代小说戏曲作品和日本“通俗军谈”和“读本”之间的因缘关系，堪称力作。高岛俊男的 《水浒传与日本人》(1991)，专论《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资料颇为丰富。矶部彰的《<西游记>接受史的研究》(1995)第二部，考察了《西游记》在越南(安南国)、朝鲜、日本等国的接受形态，包括版本流传、小说翻译和模仿创作，论述极为详尽。船津富彦的《古文辞派的影响》(收入其《明清文学论》，1993)，从李攀龙的《唐诗选》版本在日本的流传，说到七子派对日本江户文学的影响，也让人耳目一新。韩国学者，如闵宽东的 《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目录》(1988)和《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1998)，前者详细介绍了《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流传、出版、翻译、版本、影响等各方面的情况;后者选取渊源之研究、版本之研究、影响之研究三个角度对宋以前、明代、清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作了探讨，其中包括了明代的文言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1998)，是中日小说的比较研究，主要通过《剪灯新话》、“三言”和《水浒传》这三部书来介绍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诸多代表作与明清小说的关系。此外，(韩)李庆善《三国志演义的比较文学之研究》(1978)、郑东国《三国演义对韩国古时调与小说之影响》(台湾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85)、[韩]申东一《受明代短篇小说影响之韩国古典小说》(韩国汉城大学博士论文，1985)、孙秉国《受明代话本小说影响之韩国古典小说》(韩国东国大学博士论文，1989)、李进益《明清小说对日本汉文小说影响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93)等，均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

平行研究指的是对于没有实际接触和直接影响的两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也就是说忽略接触和影响的一种比较，它涉及主题、题材、文体、技巧、风格、人物形象等内容，其中主题学、文体学、比较诗学已形成独立的分支。如[日]小野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1948)、张振翱《<菊花约>和<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日冥友故事比较研究》(台北《淡江评论》1977年第8卷第2期)等，都是较早的平行研究的成果。赵乐甡主编《中日文学比较研究》(1990)，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小说与日本小说进行了平行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许多论文涉及作品比较、风格比较、人物形象比较、作家比较等，比如《水浒》与《斯巴达克思》《艾凡赫》，“三言二拍”与《十日谈》，《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的作品比较;《三国演义》与《战争与和平》史诗风格，《西游记》与《格列佛游记》怪诞风格等的风格比较;林冲与哈姆雷特，杜十娘与茶花女，潘金莲与包法利夫人等的人物形象比较;朝鲜古文家金泽荣与归有光等的作家比较等等^①。

从总体上看，在明代文学的中外比较研究中，影响研究主要限于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的比较，而且多是作品单边的流传研究和渊源研究，对作家、理论等的传播和影响研究，以及作品的双边关系的研究，都较为罕见。其实，16、17世纪时中国有大量诗文作品和文论著作传入朝鲜和日本，对朝鲜和日本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而平行研究则多为单篇作品的比较，理论方面的比较(比较诗学)、理论与作品之间的间接比较，在明代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这也是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另外，平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中，牵强比附的现象时有所见，因此还应该特别注意作品的可比性，并且深入思考作品平行比较的意义何在，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比较研究的学术效用。

所谓“内部比较”，指的是在中国文学内部进行文本的比较研究。其基本类型也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其基本方法包括渊源学研究、流传学研究、主题学研究、文体学研究等。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明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进行渊源学、流传学的研究，成果就极为显著。首先是胡适关于几部小说的考证文章，探讨了其故事流传演变的过程。其后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小说月报》1929年20卷9期)《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1929年20卷10期)《岳传的演化》(《文学周刊》1929年11月第9卷第1期)《西游记的演化》(《文学》1933年10月第1卷第4期)的系列文章，上溯下追，纵横比较，成为渊源学、流传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还有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北平图书馆刊》1931年5卷2期)《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史》1934年1卷第2期)等，都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作。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内部的影响研究，在明代小说研究中更是蔚为大观。研究专著，例如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1957)，考察了水浒故事流传演变的全过程及分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1990)，以《三国志演义》中塑造的诸葛亮典型形象为中心，上编探讨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形成与演变，下编探讨诸葛亮故事的流传与影响;孙楷第《小说旁证》(2000)，考证“三言二拍”、《西湖二集》《石点头》等通俗小说故事的本事渊源，征其故实，考其原委;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1984)，仔细地考证了西游故事从唐代到明代的发生和变迁;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2001)，全面梳理三国题材故事的演变发展史;侯会《水浒源流新证》(2002)，探讨了《水浒传》中晁盖形象的原型及水浒故事与洞庭湖起义的渊源关系等问题。此外尚有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1998)，陈松柏《水浒传的成书与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李琳《宋元明清岳飞故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等论著。至于考证单篇作品如三国故事、水浒故事、西游故事等的源流演变、传承变异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另外，还有两部作品之间的渊源关系的比较研究。如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1987)通过比较，揭示了二者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及两书间的渊源关系。还有讨论《金瓶梅》与《水浒传》的渊源、文本联系的，如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1辑，1982)、刘世德《<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2001年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等。此外，涉及诗文的影响研究，有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0)、游适宏《由拒唐到学唐： 元明清赋论趋向之考察》(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1)等。日本学者庄司格一的《中国的公案小说》(1988)，对明代各家公案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多侧重于故事本事的比较;矶部彰的《<西游记>接受史研究》(1995)中也专列一章，探讨了《西游记》在中国的接受形态。

平行研究指的是在中国文学内部，忽略渊源影响，而进行主题、文体、题材、文学特征(包括风格、叙事艺术、美学风貌等)、人物形象、作家等的比较研究。例如，李保均主编 《明清小说比较研究》(1996)，主要从总体特征比较、具体作品比较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研究及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的比较研究。其中还涉及到类型比较和人物形象的比较等方面，比如白话短篇小说与文言短篇小说的比较，杨六郎与岳飞形象的比较等。还有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1993)等，也采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涉及诗文等的平行研究，则有郑文惠《明代诗画对应关系之探讨：以诗意图、题画诗为主》(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92)等。

影响研究注重材料，讲求考证，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比较研究。因为运用了传统的考证方法，明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戏曲研究，在这方面硕果累累。对于影响研究，讲求事实、考求切实的渊源流变关系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在明代文学研究中，平行研究相对来说稍为薄弱，文体、文学特征等的外部比较研究和内部比较研究，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挖掘。此外，就整体而言，20世纪以来明代文学中的内部研究大多还仅限于运用传统的方法，对基本史料进行排比、梳理和对照，而缺乏理论探讨和文化思考。因此，如何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引入中国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只有研究观念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才能拓展研究者的思维空间，才能使学术研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研究观念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足以开创新的学术研究局面，产生新的学术研究成果，19世纪末以来明代文学研究的实践已经无可动摇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相信，在海内外学者共同的努力下，只要我们继续坚持研究观念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21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必将出现更为繁荣的局面。

注释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答客问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②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3—4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③ 《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史学方法导论》第5—6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①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后收入《明代小说史》第477—4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①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780—7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② 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第2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③ 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第3—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① Hegel,Robert E.,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China,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①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学试题书》,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23—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① 参见王向远主编 《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 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