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元发展和以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
“文革”浩劫结束后，经过几年的调整，随着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建设开始走上正轨，并在一个无大动荡的承平时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宋代文学的研究也于1980年前后开始复苏，经历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热、鉴赏热和文化热，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发展的繁荣景象。20世纪最后20年出版发表的宋代文学研究著作和论文数量，远远超过此前80年的总和。这一时期，不仅老一辈学者再展学术雄风，屡有新著问世;中年一代学者奋发有为，成为学科发展的中坚; 年轻的一代也较快地成长了起来。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大陆与港台之间学术信息的互通，无疑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采用综合研究法，以中华文化为背景和视角来研究宋代文学，亦成为时尚。
以往的宋代文学研究常有某种偏重的情况发生，或偏重于词而忽略诗文，或过分看重某几位作家而不顾及多数，或只讲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而排斥其他。进入8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不仅传统的以文献整理和资料考据见长的朴学方法得以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发挥着作用，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研究亦受到重视。从一代诗文总集的大规模编纂整理，到别集的校点笺注;从作家年谱的编撰，到作家评论和作品鉴赏;从微观到宏观，宋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视角和方法呈多元并存的态在基础研究的文献整理方面，朴学功底深厚的老一辈学者仍发挥着导夫先路的作用。郭绍虞的《宋诗话考》和《宋诗话辑佚》的修订本，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唐圭璋的《宋词纪事》和《词话丛编》的修订本，也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年一代学者担纲的《全宋诗》和《全宋文》的编纂。这是工程巨大的一代诗文总集汇编，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在版本、校勘、辑佚和作者考定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宋文》1988年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全宋诗》1991年开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完备的文献资料是进行一切研究的基础，这两部断代总集的编成，将对宋诗和宋文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集而外，宋代作家的别集整理工作也很有成绩，重要作家的点校或注释本常不止一种。如关于李清照的作品集，除早年黄盛璋辑注的《李清照集》(中华书局1962)外，这一时期又先后有王仲闻的《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黄墨谷的《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王延梯的《漱玉集注》修订版(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李清照流传的作品真伪搀杂，这些整理本在考订方面都下了功夫，而以王仲闻校注本所录最为可信，至于注释则各有千秋。李清照作品的选注评释也有多种，如刘忆萱的《李清照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蓝天等人的《李清照诗词评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侯健等人的《李清照诗词评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一时期宋人别集的整理，也多能做到后出转精，在校勘考证的朴学功夫方面不让前贤。如关于秦观作品的整理，徐培均的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较之以前王辉曾的《淮海词笺注》①，已是很精审和详备的了。但著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坐冷板凳多年后，又完成了洋洋一百四十余万言的《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其校注所用版本以宋乾道刻本为主，囊括了国内现存的较为完善的《淮海集》刻本，将前人未作过注的秦观的诗、文、赋共46卷都作了笺注，对秦观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创作年代进行了认真考订，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作了系年，而且每篇诗文之后附有《汇评》，采集了各种评论资料。书后所附的年谱，于秦观的家世、交游有更具体的论列。像这种完备的整理本，作为实证研究的成果，是我们进一步对作家作品进行理论研究和艺术分析的根据。
专门的作家年谱一类的著作也出了不少。如徐规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按年月编排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的生平事迹及有关时事，纠正了一些错误记载;又考订了王禹偁作品的写作年代而加以编年，并辑录了许多散佚的诗文，于王禹偁各年的生平事迹后列“编年文”、“编年诗”及“辑佚诗”等，使生平和创作情况一目了然。白敦仁的《陈与义年谱》(中华书局1983年版)，对谱主的籍贯、家世和家庭基本情况进行了考证，将其49岁的一生分四个时期加以介绍，不仅考订其行实和创作，还记录时事、诗坛情况和有关诗人的活动，把重点放在与谱主有关的人、地、时、事的征实考据上，力求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知人论世的资料。曾枣庄的《苏辙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着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谱主的事迹，故首列时事、次考订谱主生平，通过细心排比原始资料和考绎故实，并以谱主诗文推求其心迹，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作者的生平概况及其兴衰际遇。所引资料均详注出处，立论严谨。于北山的《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为填补空白之作，第一次对范成大的生平经历作全面深入的考察，着重叙述他的政治活动、仕宦经历、生活思想和诗歌创作，兼及交游情况和作品系年，对诗文中涉及到的人物和本事多加考订，并在附录中大量辑录谱主的佚文。孔凡礼积二十余年之力撰著的《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长达近百万字，较之此前的同类著作要详尽得多。该谱以翔实的考据纠正了以前诸多年谱的误记和舛错，对前人认为“无可考”、“失考”而鲜为人知的人物本事作了必要的补充。于苏诗的系年，纠正了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的一些失误，重新加以编次。尤可称道的是，尽管历来有关苏轼年谱的撰著已不少(多达一百余种)，该谱还是能考订出苏轼生平中无人提及的行踪和许多能反映谱主个性的具体事例，这对于深入认识和研究苏轼及其作品很有帮助。
年谱是按年月排比谱主生平事迹、家庭情况、思想变迁、事业成就和师友交往等史事的个人编年体传记，以史实考订为主要内容。由于这种撰谱方式切合我国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精神，能为确切理解诗文作品的含义提供证据，遂演变为中国学者偏爱的一种进行作家考据研究的传统方式。不仅老一辈学者多擅长此道，一些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上佳表现。如王兆鹏的《张元幹年谱》(南京出版社1989)，对谱主的家世、生平事迹和诗文词作了翔实的考证编年，于张元幹生平考和交游考中颇多创获。他还撰有《两宋词人年谱》(文津出版社1994)一书，收有葛胜仲、葛立方、叶梦得、吕本中和向子等六位南渡词人的年谱，考证都很翔实。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也是一部翔实严明而厚重的年谱新作，长达49万字，能在黄㽦编撰的《山谷先生年谱》30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于黄谱所忽略的师友交游情况详加考辨，对谱主早年的师友交游和壮年以后与苏轼、陈师道及苏门四学士等人的交游，都有详赡的考论，在这些方面提供了更多的文献资料。
如果说在宋代文学的文献整理、作品校注和作家生平考订等基础研究领域，主要是继承了传统的朴学考据方法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宋代作家作品论，则主要还是依据唯物史观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只不过是加以新的理解，屏弃了极左的阶级分析和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增添了重视作家的人格个性和情感心态的人性论内容。如王延梯的《李清照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在探讨李清照的生平和思想时，将她的遭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从时代方面说明原因;在剖析李清照的思想性格时，强调其性格中刚健坚毅的一面，认为她并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定的那种脆弱女子;论及李清照的作品时，以“离情别绪的抒发”和“讴歌大自然”两大主题作概括，并揭示其在词作中表现国破家亡时的凄惨心境，及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节抱负。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和《周邦彦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除了论作家的生平思想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外，尤注重对影响和支配其创作风格转变的“词心”作细致的分析，从而能深入到作家的心灵世界，展示其复杂的性格和思想。钱鸿瑛的《周邦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从论述周邦彦的为人出发，以丰富的史料证明他兼有儒家的用世之志和道家的淡泊之思，精通音律，尤工填词，且擅长诗、文、辞赋，具有“博学多能”、“淡泊深沉”、“风流自命”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是周邦彦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的反映，也是了解他的审美理想与创作个性的出发点。
在这个时期的宋代作家作品论里，有关苏轼的专门论著最多，形成一个研究热点。如徐中玉的《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刘乃昌的《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刘国珺的《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陈华昌的《苏东坡》(中华书局1985)，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黄鸣奋的《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刘尚荣的《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曾枣庄的 《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苏轼研究学会编的《东坡词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和《东坡研究论丛》(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唐玲玲的《东坡词研究》(巴蜀书社1991)，等等。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苏轼及其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多切中肯綮之论。王水照的《苏轼论稿》(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为著者多年苏轼研究的论文选集，收入论文16篇，颇多有影响之作。如《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偏重于从政治上研究苏轼，实事求是地分析他在熙宁变法中对待新法的态度转变，是“文革”后第一篇为苏轼辨诬正名的文章。《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和《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是从文学角度研究苏轼，前者根据苏轼的生活经历中入仕与贬居交错而形成的段落，对苏轼的发展进行分期，后者对词学史上聚讼纷纭的“豪放”派问题做了溯源析流的重新审视。《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与《“苏门”的性质和特征》，着重从文化思想方面研究苏轼，以现代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对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进行分析，指出其文化性格之“狂、旷、谐、适”，是建立在以人生为流程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认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崇尚人情，肯定人欲，主张顺乎人情人性而以人为本。这些研究视角、观念和思考方式的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苏轼研究的进展情况。王水照的苏轼研究以实证为根基，对史料和前人之说细加推敲;但又具有超前意识，能率先突破原有的研究格局，开风气之先。
文学研究可以考史，可以言理，但不能完全脱离谈艺，即不能脱离文学本身。对具体的文艺鉴赏情有独钟，是钱锺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一再强调的，可如空谷足音。这一时期，随着钱氏的《旧文四篇》《管锥篇》和《谈艺录》(补订本)的陆续问世，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除了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等带有普及性质的文学鉴赏书籍出版外，还有以鉴赏入手而带学术研究性质的宋诗论著，如赵齐平的 《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正文由29篇谈宋诗名作的赏析文章组成，因以艺术鉴赏为主，故曰“臆说”;但又不同于以疏通文义、讲解词句和写作技巧为主的一般赏析之作，而是以具体作品的鉴赏为基础，以诗人为重点，联系宋诗的特色及其发展演变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论证，带有诗人论和诗史论的特征，具有学术性。
这一时期的宋词研究，也有不少鉴赏辞典和鉴赏批评论著，而以沈祖棻和叶嘉莹的著作学术影响为大。沈祖棻的《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主要选取北宋12位名家的45首词作加以解读，侧重进行艺术技巧的分析。她对于每一首词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赏析，而且是逐句讲解，先按作者思绪串讲大意，再就作品语言、意象和意境方面总结其艺术表现特色。由于著者具有极好的艺术感受力，在对作品之情调氛围的把握上又具有女性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所以可通过对词的意象和艺术表现技巧的剖析，将一首词特有的情调和意境风格，用简洁晓畅的语言描述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叶嘉莹的宋词研究也具有感受细腻、长于审美鉴赏分析的特点，她的《迦陵论词丛稿》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因强调词的生命感发作用和审美价值而受到欢迎。该书所收文章，以对单个词人的具体词作的鉴赏批评为主，著者敏于感受而表达极绵密，以感发及联想为探索词艺的主要途径，注意辨析不同作品所兴发感动的生命在质与量上的精致差别。因这些差别与创作主体有密切关系，故评赏词作时，既注重分析作品的口吻、用笔、结构和意境，又联系作者的性格、为人和用思方式等加以评说。在对原作有真切感悟的基础上，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作深入细致的周密论述。她的鉴赏批评以“感发”为核心，强调文学作品的生命美感作用; 但也注意引述一些西方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作相通互证的比较说明，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诠释学和接受美学等，以增强文章的学术理论性。这在80年代也是能一新世人耳目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寻求文学研究的突破，中国大陆学界展开观念更新和方法更新的讨论。西方的思想学说再次被大量介绍进来，带有后现代文化色彩的结构主义、新批评方法、文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科学理论，也被大量引进，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人们曾以为只要掌握新的现代理论和科学方法，便可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确也有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尝试运用系统论、接受美学和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而写出有新意的文章，但真正站得住脚的成果不多，以至于雷声大，雨点小，或只打雷不下雨。可以肯定的是，“热”过之后的冷静思索而得出的结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那就是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适用范围，应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的素质，选择或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于中国文化要有全面的深入的了解，要有国学根基，同时外语要好，要学贯古今而通中西，否则难以成大器。具体到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同陈寅恪“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看法①，倾向于以宋文化为背景，运用多种方法，对宋代文学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这主要体现在有关宋词、宋诗体派分体专史及通论中，并见诸宋代文学史、批评史、文学思想史和学科史的研究中，产生了不少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得较好的专著。
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从词源、词体、词派、词论和词籍等不同的方面，对唐宋词进行多方位的论述。在论述词体的形成过程中，详备地考察了依曲定律、依词腔押韵、依曲拍为句和审音用字的词体特点，多角度地揭示出词体的形成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分化变异。把两宋词派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观照，说明其与时俱进的演变过程，历史感很强。书中既有宏通的论说，又有精细的考辨，颇多创见，力图在前人多方开拓的基础上，对唐宋词研究中各种问题做出总结性的说明，把唐宋词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稍后，杨海明的《唐宋词史》，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层面的词史构建方式，彻底打破了以时间为序平面排列作家作品的传统写法而别开生面。如在“鸟瞰”北宋词坛时，先从分析“北宋社会的两大侧面和北宋文化的两大层次”入手，进而对“北宋文人的‘多重人格’和复杂心理”加以探讨，更多地以作家和流派群体组合作为论述对象。著者对唐宋词的“整体观”，建立在对词所反映的特殊文化心理的多角度把握之上，认为词作为一种“狭深文体”和“心绪文学”，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蕴藏在人类心灵底层的某些情感，构成“词境”和“词心”内核的是人生忧患意识，所以词的发展带有伤感色彩。接着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认为是江南水乡造就了词境的柔媚性、词情的香艳性和词风的软弱性，所以唐宋词在整体上便又表现出南方文学的特性，其主体风格属于“柔美”类型。杨海明特别重视唐宋词所表现的“爱情意识”和“忧患意识”问题，认为这两大思潮的交互和碰撞既组成了唐宋词的主要思想内容，又形成了它的香艳、绮怨、伤感等多种多样的风格，强调词是一种擅长于抒写“心曲”和描摹“心态”的文学样式。他还有《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等著作，成果丰富。
在这一时期的词史类著作里，以文化为背景的通常方式是：着重考察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哲学、政治、宗教、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等对词的创作的影响，在叙述词学发展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环境时，注重对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将词作为展现“心灵史”的一个方面。如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群体的认同，中篇为心灵的探寻，下篇为范式的演进。其心灵的探寻实属关键，因词人心灵对范式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著者把唐宋词的发展归纳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相互交替演进的过程。陶尔夫、刘敬圻的《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着重对那些被前人误解的南宋词人的创作心态、审美心理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把握住南宋词人哀伤幽隐的心态，发掘其作品中蕴藏的真实情感，认为姜夔、吴文英等婉约词人的历史贡献，几乎可以同辛弃疾相并提。又以审美感性的“高峰体验”阐释辛弃疾“稼轩体”词产生的原因，归纳出其高峰体验的三种类型(常态型、偶发型、深求型)，以说明“稼轩体”如何融合南北词风并影响婉约词的走向，进而改变了一代词的发展方向。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一反过去那种以浅层次的“豪放”和“婉约”二分法概括唐宋词流派的粗线条做法，突破传统词史按时代先后连缀单个词人词作的框架，注重从时代风会、文人心理、词学观念、社会审美习尚等不同角度，对唐宋词的风格流变作综合考察。他说：“本书并不想就唐宋词论唐宋词，而是尽力将研究的视境向广义的文化活动拓展，从横向与纵向上都体现对历史文化运动的辩证观照，探寻当时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各个文化层面、各个文化部门与曲子词创作的有机联系，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说清唐宋词流派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①
以文化的视角来观照宋诗，也是这一时期有关宋诗流派、宋诗史和宋诗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张白山的《宋诗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主要还是就宋诗本身进行研究，文化的视角并不明显。龚鹏程的《江西诗社宗派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明确把江西诗派作为宋文化的代表，将其置于整个宋代文化的发展背景中进行考察，进而认为宋文化形成后，才有所谓宋诗，宋诗的发展与宋文化的发展相始终。许总的 《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虽在全书架构上带有以时为序、以人为纲的“作家论”痕迹，但在论及宋诗的形成与特征时，注重文化特征的分析。认为宋诗特征的形成与宋的时代状况及其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宋诗的审美焦点已从情景交融的物我合一，转向了意在情先的人文表现，把诗人的主体感受凸现出来，驾驭或突兀于诗的意象世界。又说宋诗审美意趣的又一特点是由情感之美向理性之美的倾斜，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趣”，宋诗风格的多样性，正是其深层文化特性的多面反映与表征。张高评的《宋诗之新变与代雄》(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由8篇探讨宋诗特色的论文和5篇附录汇集成书，强调宋诗自成一家而新变代雄的诗史地位。把宋诗破体为文的“出位之思”，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推广到交通理学、借镜经史、以老庄入诗、以禅入诗、以仙道喻诗、以文为诗、以赋为诗等诸多方面，用著者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整合融会”。这种整合融会体现于宋诗之文化研究的层面，便是注意发现宋诗与宋代的历史、政治、哲学、宗教以及其他文艺门类的关系，寻找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和共相。注重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思路，在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中也很突出，著者认为：“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 ”①该书的重要特色之 一，便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对江湖诗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作深入的考察，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一诗派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和审美情趣 不仅避免了仅就诗派内部的作家作品进行阐释的单层次观照套路，也开拓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欧阳光的《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也同样是把宋元时期产生的“诗社”，作为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除了对诗社的组社形态、生活方式及人员构成等进行综合归类总结外，着力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诗社与当时文化的种种关系，如诗社与科举、书会的因缘关系等，揭示诗社的文化特征。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把宋诗学作为宋型文化的折光反映进行现代阐释，正面肯定宋型文化、宋诗和宋人的诗性智慧。认为出于唐诗而变于唐诗的宋诗，也铸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诗性精神，正是宋代诗人的诗性智慧促成了宋诗品格的诞生，深受宋型文化的影响而富于思辨性格的宋代诗学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
程千帆是耄耋之年仍焕发学术青春的老一代学者，在古典诗学和宋代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他与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是这一时期很有分量的断代文学史著作。该书体现了著者早年就形成并倡导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结合起来” 的治学路数，即 “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②。所谓“考据”，本指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史实的考订而言，在该书里主要表现为对影响宋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历史资料的梳理，除了考察作家及其群体的行事、交往与时代政治的关系之外，更注重对学术文化背景的进一步考索，以及文人生活、心态资料的发掘。这种对文学背景材料的立体化的综合考证梳理，与旧式学者的饾饤考订不同，具有文化发展的整体观和广阔视野。在此基础上的“批评”，指将作家作品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从具体作品欣赏出发的作家评论，强调“感”字当头。 程千帆说：“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 ”①因此，从文本的审美分析来评论作家，显示文体自身的艺术因素的演进趋势，披文以入情，析艺而知微，也就成为该书的又一显著特点。作家作品研究是文学史的支柱，对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文学思潮的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个性分析，以及各种文体的艺术形式演进，是文学史建构的重要方面，《两宋文学史》在这些方面的论述都达到了高水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关宋代文学整体研究的各类断代史著作的出版多了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宋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和趋于成熟。有的著作虽以资料丰富和论述全面取胜，但也受到近十几年来文学研究重视文化的观念影响。如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由词学专家和研究宋诗的学者集体撰写，尽管在宋文、宋代小说和戏曲方面相对薄弱些，但大致反映出近二十年来宋代诗、词研究有长足进展的现状。全书近八十万字，资料丰富，涉及的作家较以前的任何一部宋代文学史或通史都要多，对重要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文学贡献论说得较为细致和充分。在全书的“总论”部分，对宋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作了交代，认为各种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宋代文学的发展，对“道统”和“文统”的重视，和儒、道、释的融合，对宋代作家的创作和批评有影响。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顾易生、蒋凡等撰著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将宋代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作为当时文化高潮的组成部分来论述，认为宋文化的发展更多地超越前朝而为后世所不及，其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多角度、多层次的。
相对于恪守单一的“反映论”的文学研究模式而言，以文化为背景或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可开拓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更新研究视角，以寻求研究范式的突破。如由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以“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绪论开篇，在对“宋型文化”的特质进行深入的阐释之后，将其作为探讨宋代文学的特点形成和历史地位的切入点，对宋代文学的淑世精神、人文精神、重理节情的思辨色彩，以及重视传统、崇尚典范的创作心理，和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之类的“破体为文”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该书的主体以专题的方式组织而成，分“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五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系统论述宋代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其“结束语”以丰富的史料为根据，就文学书籍的传播、文学活动上的交往与文学创作观念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宋代文学在汉文化圈各族、各国的传播方式及其影响力，从文化传播的侧面，说明了宋文化的成熟和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综观以往的宋代文学研究，各方面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已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但也还有许多可不断开拓的领域。比如宋代学术文化与宋文学的关系，党争对宋代文学生态的影响，各种文学集团或流派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宋代作家的具体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骈赋、诗词、时文与戏剧和小说话本等各类文体在宋代的演变情况，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此消彼长，等等。可以预期，宋文学的研究在新世纪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取得更为丰硕的标志性成果。
注释
① 文化学社1934年版,有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①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① 《唐宋词流派史》“自序”第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① 《江湖诗派研究》第323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② 参见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① 《答人问治诗》,《文史知识》198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