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和赵良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车裂的改革家，商鞅的大名尽人皆知。对于商鞅变法和他的最后惨遭杀害，历来争论不休，毁誉不一。高度赞扬的有蔡泽、韩非、李斯、王充、刘向、王安石、梁启超等历史名人，竭力诋毁的名人则更多，贾谊、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朱熹等皆是商鞅变法的坚决反对者。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很自然地成了左道旁门的代名词。在赞扬和反对的人群中，司马迁和王安石、梁启超似可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

司马迁对商鞅的鄙视明显地流露在《史记·商君列传》中：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则和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商鞅惺惺相惜，赋诗称赞商鞅变法：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极为看重商鞅的历史作用，将他和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并列，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六位政治家之一。

回望中国古代史，大凡在呼唤改革变法的年代里，商鞅就会成为改革家们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王安石变法提出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实际上就是商鞅当年“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在宋代的表达方式。而在社会趋于稳定的年代，商鞅就变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头号目标。当然，在变法与守旧之争俞演俞烈之际，守旧派便会不遗余力地往商鞅头上泼脏水。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商鞅死后别无他法，只能采取佛罗伦萨诗人但丁在其名著《神曲》中贡献的对策：“一意孤行，笑骂由人，非但不加申辩，而且充耳不闻。”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一出道就表现出一种过人的自信和判断力。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不听公孙座劝告的公孙鞅依旧呆在魏国，果然相安无事。通过这件事，不难看出公孙鞅（商鞅）惊人的自信心和判断力。设若没有超乎常人的自信心和判断力，他必然会惊慌失措，而绝不可能临变不惊、泰然处之。

商鞅从魏国辗转来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荐拜见了秦孝公。为了引起秦孝公的重视，商鞅进行了精心准备，准备了三套说辞。史称商鞅先后三次晋见秦孝公，因为摸不准秦孝公的心思，第一次见面时，商鞅按照五帝之道陈说自己的政治见解，口若悬河地讲了许久，孰料秦孝公总是打瞌睡，根本听不进去；第二次晋见时，商鞅按照三王之道陈说政见，秦孝公依旧听不进去；第三次晋见时，商鞅索性用霸道进行劝说，秦孝公则听得津津有味，膝盖不知不觉地在坐席上向前挪动，一连谈了好几天还不满足。获得秦孝公信任的商鞅立即得到重用，开始了他的变法之旅。一望而知，商鞅是一个典型的政客，怀里同时揣着“帝道”、“王道”、“霸道”好几样东西，买家喜欢什么，他就兜售什么。因为大买家秦孝公索要的是霸道，故而，商鞅便将胸中的霸道学说倾囊相授。设若秦孝公要选择王道，相信商鞅也一样会投桃报李，照样倾囊相授的。只是历史没有假设而已。

接下来，商鞅在秦孝公的信任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是“徙木立信”，接着是杀一儆百，“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第一次在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350年。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奖励耕织。第二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推行县制；迁都咸阳；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焚诗书，禁游说；制定秦律。商鞅变法招招直指沿袭已久的旧制度的软肋，可谓切中时弊，针针见血。“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商鞅变法改变了秦国长期积贫积弱的面貌，国力迅速崛起，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周天子派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各诸侯国也纷纷前来道贺。商鞅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曾经使自己蒙羞的魏国，于是率军伐魏，大获全胜，魏国被迫割让河西土地给秦国，而将国都迁到大梁，秦孝公将於、商两县十五座城池封给商鞅，商鞅由此号商君，被称为商鞅。

变法成功的商鞅最后走上被车裂的绝路，显然不是他所想要的，却和他自己的误判和抉择息息相关。

商鞅相秦十年，功成名就，同时也结下了许多冤家对头。在商鞅沉醉在巨大的成功之中洋洋自得的时候，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冷眼旁观，看出了商鞅潜在的危机，并来到他的面前，对其进行善意的提醒，劝告他见好就收，及早退步抽身，以免日后蒙受不测之祸。赵良对商鞅的提醒犹如洪钟大吕，催人警醒。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史记·商君列传》）

俗云“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赵良从旁观者的角度清楚地看到了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弊端，尤其是已经潜伏在商鞅身边的巨大危险。商鞅显然对自己主持变法的业绩信心满满，故而才会有自己与秦国名相百里奚比较谁个更优秀之问。赵良直言不讳地对商鞅和百里奚主政期间利钝得失的理性分析，虽然令商鞅听了不舒服，却全是大实话，对商鞅而言可谓是金玉箴言。如果商鞅能听进赵良的劝告，他自己的性命无疑便可以保全。

“名缰利锁浓于酒，醉得人心死不醒。”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成功者商鞅，可谓是入木三分。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商鞅没有把赵良的劝告放在心上，而是继续我行我素。商鞅如此抉择，自然有其过于浓郁的事业情结因素的作用，更多的则是他不相信“功成身退天之道”，太看重和幻想继续占有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过度的权力欲望使得他不肯相信赵良的理性分析，而侥幸存心又使得他对秦国的政坛局势发生了误判。

没过多久，厄运便无情地降临到商鞅头上。秦孝公死后，太子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出面告发商鞅谋反，秦惠文王立即下达逮捕令，商鞅被迫逃亡。逃至边关欲求宿客舍，老板见他没有证件，当即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这才体会到种下苦瓜食恶果的滋味，喟然长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鞅回到封地后举兵反抗，失败后便留下了车裂商鞅的悲惨一幕。

在秦惠文王继位后对他下手之际选择出逃，既说明商鞅并不是自愿为变法献身的人，也说明当初不听赵良之言是出于误判。有意思的是，早年在魏国的时候，魏相公叔座也曾经充当过和赵良相类似的角色，力劝商鞅马上逃离魏国以求保全性命。那时商鞅压根不相信公叔座的危言耸听，而坚信自己的判断力，继续呆在魏国，结果安然无恙。真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到了商鞅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力，不肯听从赵良相劝的时候，杀身之祸便无情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相形于公叔座的缺少见识，赵良称得上是慧眼独具。商鞅不肯接受没有见识的公叔座的劝告，显示了他的过人的自信和判断力；不肯接受远见卓识的赵良的良言相劝，却为之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