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繁荣昌盛的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很多豪门世族被镇压，进一步扫除了奴隶制残余，大批“客户”也从他们的荫占下解放出来，成为自耕农民；唐初统治者，接受隋炀帝残酷统治导致灭国的教训，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政权，实行一系列利民政策，特别是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受较轻的剥削，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民能够全力劳动，尽心经营各业。所以，唐朝从建国到开元末(618－741)的一百二十余年间，社会经济从隋末的凋敝中很快恢复过来，继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天宝以后，北方因安史之乱的破坏，发展较迟缓，南方因破坏较少，则发展稍快。唐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曲辕犁和水转筒车。曲辕犁，同过去二牛抬杠牵引的长直辕犁相比，设备完善，由十一个部件组成，有犁评可调节耗地的深浅，犁架变小，轻便灵活，一牛可挽，节省畜力，提高了耕作效率。水转筒车，以水力推动，自转不息，一昼夜灌田百余亩。其功效，超过单人车水的“手转”五十倍，比数人共同操作的“足踏”提高二十倍，是畜力水车“服牛回”的十倍。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见于记载的有二百六十九项，北方以开渠引灌为主，较大工程可灌溉农田万顷，南方偏重于排水和蓄水，沿海地区多修堤堰陂塘，增强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北方由耕作粗放转为精耕细作，不少地区麦收后续种禾粟，变一年一熟为二年三熟。南方扩大了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普遍采用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又推广早稻，可一年两熟。全国平均亩产粮六石(十斗为石)，是汉代的两倍，比六朝时增产八成。天宝八年(749)，国家各仓积粮总和达一亿二千三百多万石。茶树的栽培技术由江南传到北方，河南、陕西的山坡上也有茶园。桑蚕业由黄河以北扩展到长江以南，越州(今浙江绍兴)成为植桑养蚕和绢帛生产的主要区域之一。人口的增减，是农业盛衰的一个重要标志。唐初全国户数不满三百万，到天宝元年(742)增至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人口达四千八百九十一万。(二)官私手工业兴盛。地方政府都设手工业作坊，生产上贡朝廷和本官府用品。中央的官营手工业，由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管理，少府监掌管宫廷所需物品和贵族官僚服饰器用的制造，将作监掌管修建宫殿等土木工程，军器监掌管兵械生产，监下设署，各署辖许多作坊，规模大，分工细，集中了大批技术高的工匠。如少府监有工匠近二万人，分属于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仅织染署就管二十五个作坊，分别承担布、绢、絁、纱、绫、罗、锦、绮、、褐的织造和轴线、练染中不同的工艺。私营手工业作坊，不仅遍及内地，边疆也有很大发展，如沙州(今甘肃安西)的金银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铛釜行，都很有名气。大作坊主雇佣很多工匠，如定州(今河北定县)的何明远，有绫机五百张，皆雇工操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以纺织业为主，几乎家家有织机，不仅满足了农民的自身需要，还以庸调的形式每年向国家提供绢七百四十万匹(幅宽二尺二寸，长四丈为一匹)，布一千六百余万端(长二丈为一端)。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有纺织、印染、采矿、金属铸造、制瓷、榨糖、造纸、印刷、造船等。唐代的手工业，创造了古代世界闻名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灿烂的物质文明。丝织品织造精巧，色彩鲜艳，印花工艺达到很高的成就。毛织品的技艺也很出色，如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有一件毛裙，用百鸟羽毛织成，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金银铜器的制造，广泛采用浇铸、钣金、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加工出的器物，造型优美，花纹细腻。扬州制造的铜镜，有百练镜之称，所造大方丈镜，唐中宗每骑马自照，人马俱在其中。瓷器制造技术也很先进，邢窑(在今河北内丘)烧制的白瓷，类雪类银，越窑(在今浙江余姚)所产青瓷，似玉如冰，唐高宗时兴起的唐三彩，是唐代陶瓷工艺中驰名中外的艺术杰作。(三)商业繁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的商品越来越多，交换日益频繁。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工具，城市居民的生活用品，多仰仗市场供给。经营纺织品、粮食、盐、茶、珠宝的行业最兴隆。出现一些资本雄厚的行商坐贾，如长安的邹凤炽、王元宝，安州(今湖北安陆)的彭通、彭志筠，蜀人宋霸子等，是全国闻名的富商。邹凤炽曾向唐高祖夸富，说要以绢购终南山之树，一匹绢换一棵树，树尽而其家尚有余绢。大商人虽仍被视作“贱类”，但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宋霸子居然可以参加武则天的宫廷宴会就是例证。邸店业的蓬勃兴起，是商品贸易繁盛的反映。邸店，是城市中供客商堆货、寓居、进行交易的行栈。各大都邑市场周围都设有邸店，少者百余处，多则三四百处。唐代的对外贸易，和西、北方近邻国家保持前代规模，而同南亚以远诸国通商超过以前各朝，这是因为唐船巨大，可载千人，载重一百二十万斤，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安全通过波斯湾险恶风浪的大海船，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上唐船。输入商品主要有珠宝和香料，丝织品和瓷器是大宗出口货，远销至欧洲。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他特遗址出土很多唐代瓷片，叙利亚的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代白瓷、青瓷和三彩器皿，说明唐朝和西亚、北非贸易往来很密切。(四)城市繁华与增多。唐代最大的城市是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城中东、西两市，是繁华的商业区，仅东市就有商业二百二十行。会昌三年(843)，东市失火，烧十二行、店铺四千余家。中唐以后，店铺又在两市周围与各城门附近发展起来。长安城内人口，至德宗时达百余万。洛阳是第二大城市，南市、北市、西市是商业区。南市有商业一百二十行、店铺三千家，北市在武周时最繁华。仅次于两京的扬州、成都，是东西两个商业中心。长江流域的大城还有荆州、鄂州(今湖北江陵、武昌)、江州、洪州(今江西九江、南昌)、苏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北方名城定州、幽州(今北京)、汴州、相州、宋州、滑州(今河南开封、安阳、商丘、滑县)、太原、岐州(今陕西凤翔)、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都是繁华的商业大都市。沿海城市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登州(今山东蓬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这些州县级城市，显然比隋代以前增多了。此外，还有草市。草市，原是乡间定期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所，南方叫虚，北方称集。后来，集市上逐渐开设店铺，定居的人口日益增多，便发展成小城镇乃至较大的商业都市。如江淮地区的许多草市，到大中年间(847－859)，已是富室集聚，户口众多的市镇了。(五)中外交通发达。交通和商业，二者的发展，相得益彰。唐代的水陆交通，远比六朝时期发达。陆路交通，四通全国，以长安为中心，概分五条干线：东路，经洛阳、汴州、宋州、滑州，至山东半岛；西路，经岐州，入汉中至成都，通西南各地；南路，经荆州、襄阳(今湖北襄樊)、长沙，到交州；北路，渡黄河，经太原，出娘子关(今山西平定县东)至范阳，达辽东；西北路，经邠州(今陕西彬县)、兰州，穿河西走廊，在敦煌分南北两道过西域、越葱岭、入中亚，会于阿拉伯帝国的木鹿城(在今伊朗境内)，抵地中海东岸，转达南欧、北非，此即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唐时大量丝织物和工艺品由此路转运国外。连接干线的支线，通往各县城。水路交通，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外，还利用主要江河通航，宏舸巨舰，千帆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海上交通，杭州以北各港通往百济和新罗(今朝鲜南部)、日本，以南各港通往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等南亚诸国，远达红海。国内各主要交通线上，大约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每驿皆置驿长一人，备有旅店、车、马、驴、船，供传递公文及过往官员、商贾行人使用。驿路上还有不少私营店肆，如东自宋、汴西到岐、凉，南起荆、襄北至太原、范阳，夹路列店，款待商旅，酒馔丰溢。唐代社会经济的高涨，在我国中世纪史中占有显著地位，它不仅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唐朝空前强大，推动我国封建社会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为七、八世纪我国对外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对当时亚洲与西方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