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调公

孤愤千秋在， 狂呼一击中。

夷酋方丧魄， 廷议急和戎。

歼敌诚非易， 要盟岂有终?

宋金殷鉴近， 幸莫恃成功。

李慈铭

历来感时忧事的爱国诗篇大多以慷慨激昂或者沉郁顿挫见长。这正因为，诗人面对着惊天动地的事变，忧心国家亿万人民的命运。或而大敌当前，则切念御侮图存；或而政败风颓，则深怀兴利除弊；或而朝廷妥协投降，则以大义凛然的椽之笔鞭挞民族败类；或而身临民族压迫之际，在疆场上或囹圄中受到敌方的沉重压力甚至鼎镬当前，则能坚持正气、誓死不屈。这些在古代文学中都是史不绝书的。它们都是辉煌千古的爱国诗篇，也都是黄宗羲所说的“元气鼓荡而出”的“风雷之文”(《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特定的内容赋予作品以磅礴的生气，这正是必然的。

然而，从绚烂多彩、风格各异的艺术表达来说，在各具思想和风格的作家所表现的“风雷”特色却也互有同异：有的是轰天撼地，好似龙吟虎啸，有的却是中心如焚，酝酿待发，声音不过高亢而内涵千钧，有的是因奇制胜或出之以铺排的笔势，有的却是出以自然，趋于平实，直抒胸臆。前者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后者如《王风·黍离》和刘克庄的《戊辰即事》。李慈铭的《书事》也可以说就是属于后一种。一般说来，既然是“风雷”之文，就还是以前一种表现为莽莽苍苍、动人心弦的壮美诗篇为好。但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由于客观现实变幻万端，触动诗人心弦的历史事件不同。而诗人为之引起的悲慨沉恸自也不同，再加上长期培养而成的审美美格的规范，壮美风格之外而产生优美，浩荡之外而出现渟蓄，这样的“风雷”之文的出现，舍昂扬而取深稳，去悲壮而发忧思，这尤为奇怪了。虽说不是地道的“风雷”之文，但也不妨称之为爱国强音之外的和鸣。按照李慈铭那样一个基本上算是封建正统思想的文人，他的题材大多是描写文人名士的贫窘生活和山水名胜的清嘉之境，而能发出如此关心严峻现实的“和鸣”，虽说远远比不上张际亮、丘逢甲等人，但也算是很难能可贵了。

李慈铭这一首《书事》(原二首，此处选一)是因特定事件的触发而写的。题目上注明“庚午”，实即指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各地陆续发生教案，引起了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场风波。由于当时发生了拐卖人口事件，涉及教堂，人民群众纷集天主堂前理论。而与此同时，法帝国主义驻津领事与清廷大臣交涉，首先开枪打死了中国人，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怒，掀起了自发的反抗运动。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清政府不惜丧权辱国，承诺了法帝的多种无理要求，极大地损害了国格。终于引起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要求惩办处理案件的要员曾国藩，谴其为无耻国贼，并要求湖广会馆开除曾的湖南乡籍。这一场巨大风波的掀起，在那一个腐败之极、风雨飘摇的清末王朝中出现，本来是不足奇怪的。迫于帝国主义的野蛮专横、倚势凌人，全国各地人民陆续自发地掀起反抗怒潮，本来也不止天津一地。为此，反映在近代史页中的煌煌诗篇不在少数。不过，这些诗篇的作者大多是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人士，特别是敢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进步文人。可现在，连一位思想比较保守、持“内圣外王”观点的李慈铭居然也写下了少许“漆室坐忧时事非”(《赠吕定子》)一类的好诗了。这一可喜的事实，说明近代爱国主义已经形成广泛的思潮。它超越了古代爱国诗篇的一族一君之爱提升到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受迫受侮之愤。但可惜的是，限于李慈铭的思想水平和生活视野，他的这首《书事》虽有冷静的分析和对国事的深忧而气魄不免单薄，笔势也欠豪放，长于发人思考而难以鼓动人心。

当然，说这首诗没有气魄也不符合事实。开头的“孤愤千秋在，狂呼一击中”就是以深稳凝炼的笔墨开通篇首唱的。它表明庚午事件中人民的爱国行动将拓为煌煌青史。既以“狂呼”形容义愤的声音，又以“一击”描绘义愤的行动。传统诗词，往往用“千秋”强化时间的莽莽。而“一击”之“一”又体现雷霆万钧的气势。特别是五律诗以凝炼典重见长。这样的起句不但采取了开门见山的形式，还利用首句以仄韵收声，强化了赞颂的感情，进发了顿挫的节奏，为赞颂“孤愤”形成蓄势，无形中将苍莽境界的“千秋”和短促有力的“一击”巧妙对衬。其用意所在，显然是为了颂扬“孤愤”之所以“千秋”的崇高内涵。这正是陈衍赞美李诗的所谓“平直”(《石遗室诗话》)。

开头直起，下面的颈联也还是一路地叙述下去。敌人已经丧胆，慑于义愤，可清廷偏偏不能掌握这一有利时机，坚持立场，相反地表现了昏庸怯弱，急于效法历史上的“和戎”，这就不能不使诗人深深为之叹息了。从首句开始写到此处，从人民群众在“孤愤”中的“狂呼一击”到敌人的为之“丧魄”，再到清廷的覥颜“和戎”，有关事件的三个方面都自然而然地、富于转折地、一气呵成地贯穿起来了。那么，下半首又将如何落笔呢?

现在，已经是诗人随着人民群众的“孤愤”而进行孤愤的沉思了。“和戎”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意味着委曲求全，对帝国主义者的无理要求百依百顺。然而，这反对并不等于说不自量力，就此对侵略者轻易开战。他担心的只是一再在敌人要挟下任其予取予求，这结果必然很危险。为此，他在诗里不仅抒发忧愤，更对清廷提出诤谏：千万别以为这种但求苟安的“要盟”可恃，未来的祸患将是无穷的啊!这四句不但分析入微，更表现了诗人忧时爱国(也还包含着一些忠君意识)的拳拳恳切之诚。

清淡自然的风格是李慈铭的特色，而在这首诗中则具表现为脉络的婉约通畅。作为客观的庚午事件的描叙是开合自如，作为主观的对人民义举的颂扬和为朝廷外交大策竭智筹谋的赤忱是语重心长，再加上这主客观的统一，二者又是水乳交融。描叙，论析，抒情，三者都统摄于引起“孤愤”的事件和诗人对“孤愤”的沉思中。这两者紧紧地扣合，不事夸张，没有枝蔓，也毫不做作。起承转合，有水到渠成之势。这种爱国诗篇既非大声镗，也非百转回肠，然而它却也反映了清代后期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爱国运动和清朝统治者的自甘屈辱的丑态，以至当时保守阶层的士大夫的开始觉醒。称之为“风雷”的和鸣，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