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丁力是典型的理工男。他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冶金。毕业后从事的就是该专业的工作，成为这一专业有成就的工程师，他做科研还获得过科技成果奖。理工男凭借的是逻辑思维能力。但丁力后来发现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差，他写起了小说，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直率不知道是不是理工男的特点，反正自认识丁力以来，就觉得他与人打交道从来不拐弯抹角、装模作样。当然，我更看重的是丁力将理工男的思维方式带入了文学。这使他的小说有了新异之处。新异之一是明晰的逻辑力量。有人总爱强调文学与科学的区别，认为文学是形象思维，凭的是丰富的感性和想象力；科学是逻辑思维，凭的是严谨的推理。其实，科学研究同样不乏想象力，只是科学的想象力不是像文学的想象力那样最终结出艺术的果实，科学想象力是科学家为发现真理而开通的一条隧道。丁力曾在科学研究中培育和磨砺过自己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具有一种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当他转向文学创作时，想象力虽然改变了目标，是要结出艺术的果实，但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这一特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他讲述故事特别注重内在逻辑的主要原因。新异之二是经济时代的现代眼光。我们已从过去的冷战时代进入到全球化的经济时代，但不少作家仍以过去的革命思维来处理经济建设的新现实，显然很难准确把握新现实。丁力作为一名经济建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有着切身体验，也能自觉对其进行认真思考，他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进了小说之中，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经济时代的新的文学思维方式。
当然理工男也有理工男的弱点。比如丁力的小说具有强大的事理逻辑，却缺乏充沛的情理逻辑。生活中的丁力似乎也这样，他在微信中向朋友问好时，一定要发一个红包，我批评他不要总是用红包来问好，他诚恳地接受我的批评，但又很为难地说不这样似乎无法表达出他的心意。我只好暗自感叹真是一位理工男！不过我还是真心希望丁力的小说中多一点情理逻辑，这样的话，他的小说就会更有灵动感。
1958年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创一级，深圳作协副主席，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港资厂主管、台商秘书、科技园总助、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和华南投资董事长。2001年开始写小说。出版《为女老板打工》《上市公司》《倾斜的天平》《苍商》《高位出局》《离婚未遂》《深圳故事》《图书馆长的儿子》《租友》等长篇小说30余部，获2007年度中国书业最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获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2018年获“深圳十大佳著”和“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
2009年深圳作协到北京开研讨会，我是主持人。当时丁力的小说很火，清华大学出版了他的系列财经小说，《高位出局》《上市公司》等，好像都上了排行榜。但那时候我们是把他当作“类型小说”来看的，因为题材新颖，我们不懂，都希望看看。丁力能把改革开放时代新产生的很多社会现象迅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他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我们当代文学里面非常缺少的维度，这种维度就是财政、金融、股票、资本运作等新经济元素。但最近两年，我们从杂志上再看到丁力的中短篇小说，印象却有所改变，似乎“类型”的标签越来越淡化，“纯文学”的特质越来越明显。
今年我们出版社一下出丁力两部长篇小说，都是作为重点作品推出的。两个作品风格不一样。他当时发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当作2009年见到的丁力作品来看的，但是当我看到《图书馆长的儿子》时，我觉得这个作品与他的财经小说相比完全转变了一个风格，艺术上、文学上都很强。过去看丁力的小说，是因为我们对许多财经内容不熟悉并且又充满好奇，其实是作为类型小说去看的，但《图书馆长的儿子》完全是一个纯文学作品。这部长篇个体叙事的完整性、结构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语言的幽默、反讽、抒情等，都能让我产生文学的美感，享受阅读的快乐，因此我觉得丁力升华了，至少在文学性上升华了，他的小说从“类型”向“纯文学”升华了。
《深圳故事》发给我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寻找这个题材。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有主题出版的重要任务，特别期待这样的题材。这个小说题目特别好，正是我们期待的题材，一看就是部非常大的作品，所以我们把它推荐成重点作品扶持作品。但是看完之后，才发现《深圳故事》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宏大而全景式的反映深圳改革开放的作品。后来编辑部没有直接跟我说，只是表示与我们最初对这个作品的想象是有落差的。于是我拿来看，发觉《深圳故事》的结构确实不是关于深圳宏大叙事的那种，其实是五个中篇的结合，但各篇虽然故事人物情节都不一样，却也从不同的方向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深圳故事。我后来想，这样的结构也有他的意义，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想象深圳可能就是想象成一个传奇的城市，想象成一个辉煌的深圳。但是深圳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认为文学作品在这一块反映得不是很多，丁力的《深圳故事》反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视角并呈现了多面的立体的深圳。我们想象的都是光荣和梦想的深圳，但是有没有失败者呢？深圳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无数失败者的基础上，描写失败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我们曾经为这个选题争论、讨论，但最后，我还是觉得换一个多角度视角写深圳非常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深圳的一种不一样的视角，散点的视角，把每一个深圳人的深圳，不同的深圳人的深圳呈现出来，更是文学的任务。因此，丁力这本风格独特的《深圳故事》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另一方面，它确实塑造了很多深圳人的文学形象，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说，每一篇都塑造了不同的人物，从而构成了“深圳人”的群体形象。对深圳来说，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形象，我们看到的深圳也是现在的深圳，但之前的深圳，之前的“深圳人”更值得书写。所以，丁力的《深圳故事》把“深圳人”和“深圳的故事”向前拓展了，他把这些人到深圳来之前的故事都写了出来，这种向前挖掘同样有意义。
丁力的小说还有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他小说中财经、商业、MBA、工厂、股权的全角呈现，构成丁力作品的独特风格。因为你认识深圳就绕不开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说起深圳文學就绕不开丁力一样。我们读丁力的小说有时候像读了一个社会学教材。因此丁力的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我们还应该看到更多超越的价值，我觉得这样的文本也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可喜的是，丁力在向我们呈现这些独特价值的同时，越来越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因此让我相信纯文学作品也可以畅销，而被归为“类型”的作品也可以非常“纯文学”。丁力在这方面已经开始尝试，例如他今年出版的《图书馆长的儿子》和《深圳故事》。
2018年8月26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