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仅是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也总结和表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比较集中的反映在《屈原列传》之中。《屈原列传》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这篇作家传中，司马迁正确评价了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文学成就。他指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这里，司马迁首先指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他首先肯定了屈原《离骚》思想内容表现了“其志洁”、“正道直行”，同时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即对不合理社会的怨愤情绪是作品产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而《离骚》的艺术形式特征，又正与作品的内容特征相合，形式为内容所决定，为内容服务。其次，司马迁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概括化(或可称之为典型化)的要求。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应举类迩而见义远，“称文小而其指极大”，《离骚》正是这样的作品。作品批判的虽仅是楚国的党人和群小的恶德败行，但却表现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特征；而它所歌颂的高洁品德和反抗精神，则又正是广大人民及一切爱国者的崇高品德的曲折而又集中的表现。文学的本质特征，正是通过具体而概括的形象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此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还明确提出了“发愤著书说”，这与后代文艺理论中的“愤怒出诗人”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列举历史上大量名著产生过程后得出结论，“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明确表示自己要以著书立说的方法“以舒其愤”。后代李白的“哀怨起骚人”，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欧阳修的“穷者而后工”，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