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阅读
顾彬《预言家的终结：20世纪的中国思想和中国诗》（以下简称《预言者的终结》）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在《今天》上发表后，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这固然与顾彬作为德国著名汉学家的特殊身份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文章本身是有独到见解、富于启示的。考虑到近年来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批评已对我们的写作构成了不容置疑的实质性影响；考虑到这一影响的国际背景；考虑到影响后面的声音与种种人文思潮、地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错综联系；尤其是考虑到下述事实：将当代汉语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加以考察和评判，已成为某些中国诗人和批评家正在做或试图去做的一件事情——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我认为，顾彬《预言家的终结》一文对20世纪中国诗所表达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有必要加以讨论。这些意见在思想线索与诗的文本、在权力的阴影与无法掩饰的历史硬事实之间的严格对照中，获得了一种学术品质，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思辨力量。细致地、深入地讨论顾彬的观点显然不是我这篇即兴式的文章所能胜任的。本文只想就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当代诗的阅读行为谈点什么。我想事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想法有的是在阅读顾彬的文章时触发的，有的则是在读到那篇文章前就已大致形成了，它们来自我对西方汉学界的广泛印象。应该说，我和许多中国诗人一样，对西方汉学界素来深怀敬意，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有不同看法，本文将表明这一点。
显然，西文汉学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阅读自身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这样说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借助这种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奇特听力，我们也许能听到20世纪中国诗里许多相互不能听到，或是不愿意听到的声音。这些声音往往不可思议地混淆在一起。例如，顾彬从朦胧诗里既听到了对预言家的异议，也听到了新的预言的声音；从朦胧诗之前的先驱性诗人郭路生身上既听到了冒犯的、自渎的声音，也听到了夹杂其间的何其芳、贺敬之，甚至毛泽东的声音。其二，这种旁听性质的阅读所提供的旁证，具有德里达所向往的“无法预测的黏合”的性质，它是复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强加的，正因为如此它或许有助于我们克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说的“做出预言的自由”。顺便说一句，克制“做出预言的自由”正是顾彬《预言家的终结》一文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其三，这种西方式的阅读是与多种语言混合而成的非母语语境紧密相连的，它同时涉及诗歌的隐秘性和开放性，是对寓于诗歌本质的不确定因素的必要提醒。
不过，以上所述只是从好的一面去看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西方人从中国当代诗中所读到的究竟是哪一个中国：因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某种实在，另一个则是对不可表现之物所提供的可以想象，但必须付出代价（例如，偏离真相）的暗指。前者是关于命运和处境的，后者主要是由误读、释义、二手材料等技术性环节构成的。我不知道西方世界更乐于面对哪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是西方世界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为决定采取何种立场而发明出来的中国（其性质类似实用手册），还是仅仅表达了某种“无用的激情”（萨特语）、显示了“人类事物的乌有”（卢梭语）的中国？去年年底，在成都，一位汉语讲得极好、非常关注中国当代诗写作状况的美国文化官员曾经对我说：关键不在你们中国诗人怎样看待自己的作品，而在我们西方人是怎么看的。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隐隐感到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后面隐藏着某种优越感：一种从中心话语滋生出来的、不知不觉的优越感。一方面它是有教养的，常常是宽容的和仁慈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权威性的，高人一等的。因此，西方人表达对中国当代诗的意见时往往是判定性质而非讨论性质的，例如，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对北岛诗作的阅读和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感到担心的是，西方世界从当代中国诗里所找到的东西很可能既不是中国也不是诗歌，而仅仅是某些不可通约的事物或范式之间的脆弱联系。它们处于变化当中，属于那种还可以再变下去，但却又停止了变化的东西。
针对中国当代诗的汉学研究，其主要特征是母语与非母语在一个别无选择的定域内的困难联姻。作为一个运作过程，它有独立于中国当代诗写作进程，同时也相对独立于西方自身的人文思潮进程的一面；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它是个人才能（学识、趣味、癖好、性格）与公认准则的奇特混合。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汉学研究的操作性质：即原始文本与次生文本之间、征引活动与阐发活动之间、匿名话语与署名话语之间的对话。由于对话过程始终“处于通往权威话语的途中”，因此，西方汉学界对当代中国诗是怎样阅读的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究竟是怎样一种阅读呢？是对于美国当代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所推崇的那种双重文本（“释义者谈及的文本，以及由批评的谈及行为对文本所创造的文本”
）的互文性阅读？还是对于作为阅读行为“前结构”的、由汉学家本人的母语文化交织而成的“文本中的文本”的折射性阅读？是援引无时间性的终极价值判断的、末日审判式的阅读，还是利用有趣但却武断的方法操纵语言的历史实体的、某时某地的阅读？显然，在阅读行为中存在一个模式、标准、方法和趣致问题。专家对非母语诗歌作品的阅读从来就不是一件率性为之的私下的事情（我指的是生效的阅读），而是“具有自己历史的一种复杂可变的行为”。如果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那么，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诗的阅读可能，同时讨论顾彬的文章。
其一，如果西方汉学家认为阅读并非是在不同的理解方式中选择其中的一种，而是对理解本身、对肯定或否定的深刻认识，因而坚持使自己对中国诗的阅读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翻译和批评行为）仅仅针对诗本身，那么，难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因为把诗从种种学说、从现实环境中抽出来单独阅读要么是初级的、无效的阅读，要么已成为某种过去时代的牧歌田园式的奢侈之举，还因为伴随阅读的最终理解是语言本身深不可测。诗除了说出自身并没有说出别的什么，但真正的诗常常能唤起某种自身之外的、使词语“幽灵化”（德里达语）的东西（福楼拜称之为“奇境中的词语”），这是一种通常不向阅读和释义敞开的东西，它证实写作中存在着一种“绝境”。专家们在绝境之外对诗的阅读并非没有意义，不过，绝境之外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把诗歌降低为工作材料、目录索引之类的东西，而这会危及阅读的质量。为确保阅读质量，普通读者可以借助直觉的力量，但这在汉学研究领域中却不一定行得通：直觉通常只在母语的语境范围内有效，在另一种语言中它并不比常识来得更可靠。
我注意到，顾彬对朦胧诗的阅读与他对非非派的阅读是有某种区别的。后者主要是归类似的、集体称谓的阅读。这种阅读的好处在于，它对纷至沓来的文本做出的反应是有距离的、有保留的，往往能获得一种较为开阔的、轮廓鲜明的历史视野。但也有其局限性：任何归类性质的阅读对相似因素的依赖总是明显多于对异质因素的依赖，而我们称之为诗的东西更多是仰赖对异质性的强调和揭示，相似性所指明的通常只是诗的外部联系。至于顾彬对朦胧诗的阅读，我认为基本上是针对个人（北岛、杨炼、多多、顾城、舒婷）的阅读，尽管他也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但其注意力更多的是为他们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异质性所吸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顾彬的阅读是严格限制在诗歌本身的上下文关系之内的，例如他对北岛早期广为人知的诗作的阅读和评论就援引了西方现代派自尼采以来对主体性问题的争论，而对北岛1989年以后的诗作则是放在流亡生活的背景、放在“渴望”依照伦理观念建立起一个新的群体秩序这一“中国情结”中去阅读的。我感到顾彬对差异性的强调，即使对朦胧诗人而言也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顾彬在文章中谈到“朦胧诗脱不了某种激情，诗里经常出现的字眼如‘总是’、‘永远’颇能体现这一点”时，指出北岛和杨炼是明显的例子。但我以为这恐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北岛的诗作有着显而易见的结晶的性质，其写作过程无论在生存和事件的范围内、还是在言词与记忆的领域内都是一个减少的过程，“总是”、“永远”这类字眼在北岛诗中的分量已经被大大地简化了，至少已失去了修辞上的意义。北岛的诗作体现了这样一种时间：它具有剪接过的卡通性质，其连续性不是靠过渡，而是靠转换和替代加以维系的，有时故意忽略的环节比刻意强调的更为关键。我前不久读到的一首题为《午夜歌手》的近作，在对时间的处理上就颇能说明问题，诗中的直线型时间（指向所谓的历史进步）与圆弧型时间（指向诗歌与死亡）交融在一起，表明北岛对“永远”的看法并无多少激情。说“永远”这样的字眼在杨炼的作品中体现了某种激情，有时确有道理，因为杨炼的写作与北岛明显不同，其过程是结构性力量在作品内部起主要作用的一种时间上的积累过程。但必须看到，“永远”同时也是对时间本身的质疑，在词语或思维的双重向性上都是一种否定的力量。杨炼的写作与一个不指向未来的非时间代过程有关，按照《让-雅克·卢梭和极权的失败》一书的作者，瑞士哲学家简·玛利科（Jan Marejko）的说法，“一个非时间化的过程必然地伴随着自然界和政治界的功能一体化”，而且“在功能一体化中，社会准则、符号、激情、规范和魅力都不再起作用”。这涉及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批判命题，本文不可能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但注意到杨炼诗中的“激情”是“不再起作用”的激情，这肯定会对我们阅读杨炼有所帮助，如果我们确认阅读是“有自己历史的一种复杂可变的行为”的话。这里我还想指出，顾彬在谈到女诗人舒婷与翟永明时，并没有注意到她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同样是表达“人生的物化、写作的伤害以及通过反复出现的‘我是’这一套语来界定女性”，舒婷的作品显示了对现实和理想的种种看法；翟永明的作品则显示了种种看法影响下的，由真相、假象以及流行形象混合构成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是与后现代的反讽、拼贴、离散、不确实性、多元景观等等连成一片的。舒婷仅限于表达某些看法，翟永明却做到了在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为读者描述现实本身。
简而言之，顾彬在《预言家的终结》一文里对中国诗所表达的意见，无论是赞赏的还是否定的意见，都表明他的阅读并非针对诗自身的阅读。诗需要细读，因为“细写是细读的相关物”。但，我不知道细读是否“专门留给经典作品的”？当然，顾彬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意见是由对20世纪中国思想的探讨所激发的，他也许打算为中国当代诗学研究开阔眼界，进而使20世纪中国诗的研究与思想研究、历史研究、民俗研究及比较文化研究等其他学术领域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多年来一直就是脆弱的。顾彬的文章在寻求诗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联系方面是出色的。尽管诗用不着强调思想，它还是对当代思想造成了某种难忘的萦绕。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认为“伟大诗歌的质量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说明的”，除非借助超验的感觉，或是像萨特所说的那样“要了解一个影像必须了解另一个影像”。
其二，如果西方汉学家对当代中国诗的阅读主要是与中国连在一起的，那么，我怀疑这个“中国”有可能是阅读时产生的“附加的文本”，它不是实在，而是一种暗指。在这种暗指状态中，由于读到的东西不在文本里面，因此我们既可以说未进入暗指的实在不是有意义的实在，也可以说暗指所阐明的“中国”是专家们的东西，是威廉·布莱克在《耶路撒冷》一诗中谈论过的“轮子”：“复杂的轮子发明出来，没有轮子的轮子；/使青年人外出时感到困惑。”这个中国也许适合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例如，斯蒂芬·欧文在极为精彩的《追忆》一书中所涉及的正是这样的中国：一种既往年代的、古希腊式的暗指状态，精神上的珍藏物。但“当代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则可能是另一种实在，它在经历了极权意志、计划经济、极端事件和人口爆炸等等因素的剥夺后已经变得过于具体化，成为“当代总体文化的零度”，仅剩下相互指涉的“破碎形式”，其“卑微的意义”陷入了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著名悖论：人们费力地去了解某个事物，而当其了解并表达出来时，这个事物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欧文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细读与他对北岛诗的阅读，显然援引了上述两个不同的中国。这是完全不同的阅读行为：前者是与具体的历史环境、人物和事件、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细阅读，后者则是全然不理会作者的历史处境和真实背景、一味与西方读者的趣味和西方文本的影响相联系的阅读。它不仅仅是针对北岛，多多少少也是针对其他中国当代诗人的。
顾彬更多是从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去透视中国诗的。他的许多看法是有力量的，富有创见的，表明了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良知。他对郭沫若、何其芳及他们那个时代的诗人的评论尽管不无偏颇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深刻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此加以讨论。这里仅就顾彬对非非派的阅读和批评，围绕“中国诗歌对政治环境的回应”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顾彬对非非派们的阅读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虽然这是集体称谓的、归类性质的（顾彬将非非派归类为后现代派）阅读，但毕竟是西方汉学家针对朦胧诗之后的中国本土诗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认真的阅读，从这一角度看，顾彬确有开风气之先的学者风度。因为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美国的奚密和温迪·拉逊比较关注北岛之后的一代年轻诗人的创作，而整个欧洲汉学界对中国诗的注意大致上到朦胧诗为止。我不知道是否某些汉学家只把自己的阅读和评论与某些已经成名的中国诗人连在一起（这是一种历史抉择吗？）顾彬的文章表明欧洲汉学界并没有完全忽视北岛之后的中国诗人的客观存在。
不过，顾彬某些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认为非非派是继朦胧诗之后“中国诗对政治环境的回应”，这当然没错，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回应”。作为与非非派同时代、但持一种无派别自由立场的诗人，我在例如非非派的“口语化”、“语言自觉”以及“非非派作品中的我和形式”是否“已经建立起实现人性的框架”等问题上与顾彬的看法不尽相同。我认为我们既要看到非非派反抗官方控制和社会制约这一面，又要看到他们与之协调、互为补充的另一面。非非派的写作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经历与对经历的陈述纠缠在一起的混合过程，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质，一种想要博得各方（包括官方）掌声的心态在其写作内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内已有不少诗人和评论家注意到非非想要搞诗歌红卫兵运动的良苦用心，注意到毛泽东政治模式、毛泽东文体对非非派的重要影响。非非派的主要诗人杨黎的写作有两个精神的和文本的起源：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是滑稽模仿与真心崇敬、嬉皮士式的随意为之与永久朝圣的古怪混合，其他一些非非派诗人也多少和杨黎有相似之处。这一问题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非非派诗人与毛泽东的联系和郭沫若、臧克家等官方诗人明显不同，含有世俗的、在野的、民间的成分，说明毛泽东不仅是高层权力，也是市井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非非派对毛泽东的依恋，深究之下可以看到其崇尚权力和大人物的一面，色情的一面，怪癖的一面。如果这些主要属于个人心理范畴的话，那么，还有一面则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非非派对毛泽东的依恋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怀旧之情。再次，毛泽东的影响显然是与一种帝王品质的“诗人神学”，与“人定胜天”的反自然倾向、与类似于“电影世界的形象贮藏”的某种广告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它通过一种面向街头面向群众的简约文体达及非非派的写作行为。在中国国内诗界，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非非派的写作是“阳春白雪”。作为某种深刻的历史现象，毛泽东文体的影响还比他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持久。毛泽东的惯用语、修辞术在经历了权力上的消隐、经历了计划经济模式的崩溃后，依然以那种通常是受到共同崇拜的文体才具备的潜在统一的意义萦绕着我们这一代人，非非派的诗运动是一个例证。毛泽东文体的基本特征是促使思想的表达在世俗的、功利的场景中找到与否定和肯定的简单联系，形成极端力量，去掉与个人立场有关的、否定和肯定之间的怀疑倾向的联系。如果我们细读非非派的全部作品，就不难发现他们所描述的那个世俗的、民间的、地下的、抵制官方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毛泽东的曲折呈现。毛泽东文体是高层权力和民俗文化、群众运动的综合产物，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强调毛与郭沫若、何其芳那一代诗人的权力意义上的联系，而对他与当代中国诗人的种种纠葛视而不见。我个人认为，在文体变迁的历史较量中，个人的、自由派的、复杂性和怀疑力量的胜利并不确切，它只是经由少数诗人的自觉在“他方世界”获得的，它所显示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关联偏差”恐怕难以和简单明白的毛泽东文体抗衡。1989年以后，非非派自行瓦解，而国内一些诗人开始强调写作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本土特色。也许，这是思想较量、语言较量、文体较量的又一个历史回合？西方世界将从1989年以后的中国诗人的写作中发现怎样一个中国？
其三，如果西方汉学家阅读行为中的中国诗主要是与西方文化连在一起的，那么，是哪种意义上的西方：是寻求变化活力、触发差异，以宽容态度对待不同文化的西方，还是作为判定标准的、权威话语的西方？是在形象设计上综合了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英雄”和形而上学领域的“知识英雄”，采取“关于解放和关于思辨的元叙述立场”的传统西方，还是中心消解之后的后现代的西方？顾彬对中国诗的阅读和批评显然援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作为参照。他将郭沫若、何其芳那一代诗人与关注苏联革命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西方对照起来加以观察，他不仅对郭沫若等中国老一辈诗人，而且对赞同苏联革命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是持批判态度的。朦胧诗在顾彬的文章中主要是与现代派向后现代派过渡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期的西方相连的，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体现了令人着迷的过渡时期的特征：它是怀旧的、略显保守的，但更多却是批判的（包括对自身的批判）、革命的、变化的。而朦胧诗之后的诗人（例如非非派）则是与后现代的西方连在一起的，顾彬认为“非非派更属于一种国际现象”，他从中看到了奥哈拉（Frank Ohara）等美国后现代诗人的影响。顾彬在阐述朦胧诗、非非派与西方的关联时，其注意力主要是放在主体问题上的，我认为这是切中要害、发人深省的。当然，我对顾彬的赞同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尽管我知道一个诗歌评论家，或是一个诗人想抵制理论的、人文科学的进步这一种强大的历史趋势是极其困难的（布罗茨基在《六重奏》一诗中写道：“要在一个玻璃杯里扔进多少冰才能阻止一个思想界的巨人前进？”），但我仍然坚持认为，诗歌自身的写作进程应该受到比任何理论进程更多的关注。无论是哪一个西方、现代派的抑或是后现代派的：中国诗的写作进程真的有必要吻合其文化定义的特征吗？
顾彬没有论及苏俄诗歌及“另一个欧洲”（东欧）诗歌与中国年轻一代诗人的关系，尽管他讨论了苏联官方文学与老一代中国诗人的关系，并且注意到了东欧地下诗歌与朦胧诗的某些相似之处。实际上除了存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诗歌——顾彬指出其特征是强调集体献身，崇尚“把诗人的笔当作刺刀”的暴力倾向、欢呼新人诞生——这种诗歌后来成了斯大林钦定的苏联官方诗歌：还存在另一类苏俄诗歌，即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及晚些时候的布罗茨基的俄语诗歌。他们与朦胧诗人及更年轻的一代中国诗人的精神成长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其影响持续至今。可以说，非官方的俄语诗与里尔克的德语诗、洛尔伽的西班牙语诗、米沃什的流亡诗，一道构成了某种类似于精神故乡的东西，他们影响了年轻一代中国诗人的良知和品质。这种影响与来自法语诗歌，尤其是来自英语诗歌的影响明显不同，后者主要影响了中国年轻诗人的形式革命、写作方法。
其四，如果西方汉学界对当代中国诗的阅读，倾向于与人对自身境况的关照相联系，那么，这里的“人自身的境况”是针对普遍性而言的，还是特指某种不常有的生存状态（例如，流亡生活，或者换一种说法，寄居异乡的漂泊生活）？顾彬对后一种情况发表了不少清醒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流亡状态中的中国诗人的近期写作。他谈到流亡写作中的人性复归，谈到中国诗人面对自由的两难处境，谈到诗人对国家的道别，谈到流亡生活中仍未止步的斗志意识。我以为，对流亡状态的中国诗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写作与谋生的关系与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写作或者是谋生的反义词，或者成为谋生的同义词。在国内时期的写作所表达的“无用的激情”，在流亡西方时期也许能找到某种用处，诗歌文本中建立起来的词的“他方世界”也有可能找到与世俗生活利益、找到与权力变异形式的联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名并非一件坏事，因为成名会带给写作一个自我中心的他者、一个双重角色的人，以及一种从模仿和反对的声音同时得到证实的倾听。据此我想指出“打倒北岛”这一口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北岛”在这里已成为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角色，历史的一个署名，或者说是出现在个人署名中的集体无人称状态。北岛这个名字一方面与一个人的确切无疑的写作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历史的真相想要阐明自身因而寻找一个象征物的要求有关。如同黑夜和影子的关系需要一盏灯来加以证实，有时候，历史真相和近乎虚无的叙述之间的那种未经指明的隐秘联系，需要一个署名来作为各方都能援引的中介性质的存在。例如，索尔仁尼琴这一署名不仅是《古拉格群岛》这本书对历史的个人叙述的署名，也是许多相互不能看到的消逝面孔所构成的历史真相的署名。这已经不是知名度问题，也不是对署名作品的见仁见智的评价问题，这是一个署名的神话：是集体匿名状态对自身的命名。我怀疑北岛本人也是“北岛”这一署名的旁观者。年轻一代诗人以北岛为假想敌，提出“打倒北岛”这一口号，并不是什么权力上的要求，而是出于精神成长方面的考虑，我以为这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打倒北岛”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针对北岛本人的。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北岛这一署名，而不是别的署名——例如，早于北岛并且在当时影响极大的先驱诗人郭路生——成为历史真相与历史叙述之间的象征性联系？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吸引我，是因为我既不认为北岛的个人经历是传奇性的，也不认为北岛的作品在技术上代表了当代中国诗的最高成就。这里肯定有更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至于郭路生，顾彬在文章中已经谈得很多。我只想说，郭路生代表了中国诗的另一面：注定要被忘却的、仅仅在回忆录中被记住的那一面。他还代表了中国诗人对于消失和渺茫的古怪渴望。作为一代诗人良心上的隐身人，作为对遗忘和消失、疾病和乡愁的有力提醒，郭路生的存在是当代中国诗人无法绕开的。
顾彬提到北岛在流亡生活中写下的告别国家的诗。我不知道中国的一代杰出的诗人们在流亡中写下的诗篇是否将失去与中国的联系？如果失去了，我不知道这对于中国诗的历史进程是福音还是不幸？有的人已正式宣称中国并不存在，有的人正在全面地退出中国。一些有预见性的西方汉学家已经在着手研究：去掉中国性和政治性后，某些有代表性的中国诗人的作品里还剩下些什么？也许，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告别。刊登顾彬《预言家的终结》这篇文章的《今天》本身就做了某种告别：虽然有人反对，《今天》仍坚持办成了开放性的、面向未来的、世界范围的中国文学杂志，而没有办成慰藉少数圈内人的、怀旧性质的刊物，这是有远见的。因为《今天》不仅仅是号召，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以上几个方面的讨论，基于我对西方汉学家阅读中国当代诗持一种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式的“怎么都行”的态度。我认为没有一种阅读方法能够单独奏效，而一种综合了各种阅读方法的方法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发明出来，因此，怎么阅读都行：只要不把对中国诗的阅读看作一种惩罚。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西方汉学家对20世纪中国诗的阅读和批评都是重要的，值得珍视的。虽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目光；但了解并思考中国诗在西方人眼里是怎么样的，这肯定是有趣的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