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札记·说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
六十年代初我曾在拙作《白诗臆札》中提到，白居易当然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但他的诗中也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情调和因素，甚至在创作方法上也不全是现实主义的。当时颇自谓有新意，今日追思，仍属老生常谈。他的代表作如《长恨歌》，便是一首以浪漫主义为主导的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型名篇。这里想谈的乃是白诗的另一侧面，即他同杜甫、韩愈一样，也有“以文为诗”的作品，而且这类作品还不在少数。
通常我们评论唐宋诗，总说“以文为诗”是宋人特点，这并不错。但一般说法都认为宋人所宗法者主要是唐代的杜甫和韩愈，充其量再加上一位元结。余下的诗人好像同“以文为诗”就没有多少关系了。其实我国的诗歌传统从建安发展到唐人，原是从渐入佳境逐步发展到新的高峰。唐诗之所以被视为高峰，主要有两条：一是全面发展，二是有所创新;而后一点又同前一点密不可分。所谓全面发展，即诗歌本身日趋完善而无美不备，达到体制、风格、题材、技巧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又与创作上的变化多端、日新月异分不开。其实事物的新变之道是离不开传统基础的。传统基础愈厚，作家修养愈深，则新变以后的面貌便会愈引人注目，它本身也就站得住脚，能传之久远。反之，如果没有什么基础，作家也缺乏一定功底，那么，所谓的“创新”之路看似有所变异而实际上却落入了另一窠臼，形成了单调而浅薄的“新”条条框框，作家陷于其中受其束缚而不自知，还以为走上了一条什么新的阳关大道。结果路子反而愈走愈窄，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这一点，我们从中晚唐诗歌发展的总趋势与个别作家的创作道路可以得到一定启发。
在唐诗这个浩瀚无垠的艺术领域中，既要达到无善不臻、无美不备的水平，又要力求新变，以不同于前人的精神面貌昭示后来的读者(若照我的看法，作者更不能脱离深厚的传统基础和丰富的文化修养)，那么，“以文为诗”实在是诗歌发展中的一条无可回避的渠道，也是某些作者在探索中前进的通向高峰的一条必经之路。杜甫、元结、韩愈诸人不过是试着走这条路走得比较有意识，因此其成效也比较明显的诗人罢了。试看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李白的“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其为诗也，不已经是典型散文化了的作品乎?说到白居易，只由于他写诗所用的语言比较朴素浅显(只有少数例外如《长恨歌》，但这种所谓“元和长庆”体诗歌比起后来的摹仿者所作还是容易懂得多)，风格比较明快开朗，不像韩愈、李贺诸家走古奥险怪、生硬深涩的道路，他的以文为诗的特点便不大为人注意。其实，《秦中吟》、“新乐府”一类所谓白居易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以散文的间架结构来布局的，有的诗句也朴素得明白如话，成为押韵的散文。所以我说白居易以文为诗的作品并不少。至于贾岛、姚合(尤其是姚合)和皮日休、陆龟蒙，我以为，他们的作品即属于无形中又落入另一窠臼中者，因此到头来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第一流诗人。
闲言少叙。现在只谈白居易这首不大为人注意的五言绝句《勤政楼西老柳》：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
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
我第一次读此诗是从废名先生的《谈新诗》里发现的。他把这首诗同李白、王之涣、柳宗元、杜牧等大家的五七绝一并抄录，然后加按语说：“这些诗大约说得上读来爽口听来爽耳，文字里的意义并没有什么，用了许多数目字，却最表现旧诗文字的音乐性。”好像这首白诗的特色只在于后两句的数目字具有旧诗词文字上的音乐性而已。后来读白居易的作品稍多，发现《长庆集》中咏柳者远不止一首，而这一首确乎也不算最好。但无论从思想或艺术上来看，都有它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只有二十个字，而以文为诗的特点却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我就先从这一点谈起。
作品中记载年月原是史官笔法，当然属于散文范畴。《春秋》与《三传》肇其端，从《史记》开始的历代帝王本纪纂其绪，下而至于后来的日记、年谱，这些都不消说了。直到今天，我们写散文，或在开头处郑重写上年月，或在结尾处附加一笔写作时间，都是沿袭古代散文的惯例。而在诗中明标年月的，杜甫的《北征》该是一个典型。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这就是用的《春秋》纪年体，当它被杜甫移人古诗时，确令人耳目一新。然则我们说白居易在这首只有二十字的短诗中，仅纪年便占去四分之一的篇幅(末句“长庆二年春”)，无疑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极明显的方式了。我以为，它称得起以文为诗的“小品”，是这种小品式的韵文的代表作(另一首白诗的末二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则是以诗代散文小柬，是尺牍小品的变体，同样是以文为诗的代表作)。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当然，这末一句并非只为标明写作时间而已，还有更深刻的涵义在。下文自当详述。第二点，仍从此诗的形式来谈。古人对“绝句”的涵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认为绝句是截八句律诗里面的四句成为一首诗。这说法是否可信姑置勿论，但这首诗确是两副对联，宛如截律诗的中四句而成。此诗第三句是拗句，即“一株柳”为“仄平仄”而非“平仄仄”，因而读起来略存古诗意趣。可是这种拗句在近体诗格律中是允许采用的，所以它仍是一首无懈可击的有着两副对联的五言绝句。前二句对仗工整自不待言，后两句尤见工力。以“开元”对“长庆”，用本朝年号相对，既巧而工;而从全句看，既似流水对却又比流水对工整，这就太难得了。因此我们读起来毫无牵强生涩之感，却有流走飞动之趣，更体现出白诗的特色。诚然，白诗平易浅近，能“令老妪都解”，但我以为他的推敲斟酌功夫，初不减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坛巨匠也。
说到此诗的思想性，必先回顾一下作者的身世。白居易生于公元七七二年即唐代宗大历七年，到穆宗长庆二年即公元八二二年，他已年逾半百。而从他的经历看，他于元和间先贬江州司马，后来又到过四川忠州，然后展转于江南各地，仕途亦颇为坎坷。这时他已回到长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比过去顺利多了;然而岁月不待人，他已步入老境，不无迟暮之感了。至于勤政楼西的那株柳树，乃开元年间所植，假定它栽种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前后，则此时已成阅尽沧桑的百年老树。它经过安史之乱、朱泚之乱，而至今竟未枯死，仍在骀荡春风中婆娑摇曳，虽云“半朽”，犹见生机。而自己呢，虽屡遭贬谪却终于回到长安，抚今追昔，能不“多情”?每逢出入朝堂，总要从这树旁经过，因人之渐衰而感慨老树之半朽，又因柳树之未死而联想到世事的变化迁移，自然为之踌躇“立马”，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叹了。何况开元乃全盛之日，这株柳是见过世面的;如今已是长庆二年，多少宦海浮沉，多少人事代谢，它都经历过，它才是真正的历史的见证人! 因柳及人，又由人及柳，个中况味，真是一言难尽。然而全诗仅寥寥二十字，故又余味无穷。夫前二句深得人柳互文见义之趣，今昔语含双关之美;而后二句则不仅纪年而已，既说明柳树经历的岁月，也点出自己已逝的年华，这就比《北征》的单纯记录时间要显得复杂深远了。废名先生之论似乎有点言之过浅呢。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
最后，我认为，白居易的组诗如《秦中吟》、“新乐府”，长诗如《长恨歌》、《琵琶行》，固然千古传诵，脍炙人口;而类似《勤政楼西老柳》、《问刘十九》这样的小诗短作，造语浅近而余韵深远，却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灼灼光焰。这正是使我们后来人值得服膺和借鉴的“唐人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