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论和阶级分析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被定义为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语言艺术，文学研究也被视为可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是区分精华与糟粕，批判继承而以批判为主，以至学术上的是非，也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方式解决。到六七十年代，进一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将古典文学研究作为进行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古为今用”，极“左”思潮泛滥，庸俗社会学盛行，文学研究沦为政治的奴婢而失去了学术品格。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宋代文学研究还是有成绩的，某些爱国主义思想突出的作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豪放派词受到推崇，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研究方式取得成果。更为难得的是，还出版了一批不尚空谈而具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一些学者宁弯不折，成为维系学术发展和承传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形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出发，把握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用是否具有“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两把尺子衡量作家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和价值评估。其积极的结果有二：一是促成了对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作品研究，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得到落实。在宋代文学研究中，陆游和辛弃疾成为两个亮点，因为他们都是具备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家，容易通过政治标准第一的衡量线，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容易获准出版。如关于陆游的论著就有欧小牧的 《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齐治平的《陆游传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孔凡礼、齐治平编撰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中华书局1962)、游国恩与李改之选注的《陆游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疾风选注的《陆放翁诗词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于北山的《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季吉选注的《陆游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朱东润的《陆游选集》(中华书局1962)和《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2)，等等。
作为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是这一时期人们谈论较多的宋代作家。唐圭璋的《辛弃疾》(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程千帆的《辛词初论》(《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吴则虞的《辛弃疾词论略》(《文学遗产增刊》1958年第6辑)、夏承焘的《辛弃疾词论纲》(《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等，都对辛弃疾其人其作给予很高的评价。邓广铭是公认的辛词研究专家，他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成书虽早，但1957年始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校勘、编年与笺注融为一体，其编年方法依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之例，然颇多创获，已编年的辛词达433首，占总数的十分之七。编年卷次的划分，基本上标明了辛弃疾创作过程的阶段性变化。邓广铭还有《辛稼轩诗文钞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辛稼轩年谱(增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辑录辛弃疾散佚的诗文作品，广泛搜集和考察了有关辛弃疾一生翔实的史料，提供了大量与辛弃疾生平和创作相关的文献资料。
在1957年至1962年间，古典文学界曾有过关于李清照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讨论，焦点是李清照作品的思想情调是否健康，是否反映了爱国主义。由于讨论的双方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抒写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情就已体现了爱国主义，有的则坚持要有反抗压迫、保卫家乡的行为才算爱国主义，由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产生争论。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因政治意味太浓，很难说具有学术性。不过，从客观效果来说，也造成了人们对李清照这位女作家的重视，带动了关于她的研究的展开。胡云翼的《宋词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对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词大加赞扬，也在于豪放派词的思想情调较为健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在当时，如不标举宋词作家“大江东去”的豪放之作，而宣扬其儿女情长的婉约之篇，恐整个的宋词研究都会被打入冷宫。
在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得到落实，并形成一套可操作的研究程序或模式，即：社会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和思想→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具体说，就是由社会时代背景的研究出发，考察作家的生平和思想;由作家的生平和思想，分析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再由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分析其艺术特色。这种以反映论为基础而带有决定论色彩的因果分析方式，在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以及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中，获得了大的成功。这两部能代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著作，基本上都是采用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作品论为纲的写法，对每个时代的各种社会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作适当的阐述，较全面地介绍重要作家的生平和世界观，从作家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分析其文学创作的思想根源，揭示作家创作的主要倾向及其代表作品的特色。这样一种作家作品论的研究模式，尽管存在着偏重思想分析而忽视艺术的倾向，但与前一个时期的文艺社会学批评相比，显得更为全面完整而具有系统性。由于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理论性也加强了。
文学除了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外，还应具有自身的艺术特质，文学研究也当与思想政治斗争有别。可从6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被片面地强调，论从史出变为以论带史，惟意识论和庸俗社会学猖獗，文学研究被用来为现实政治运动服务，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工具。如用儒法斗争改写文学史，借评《水浒》批判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投降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宋代文学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偶尔可见的批判文章，亦充斥着政治上的空话和套话，毫无学术价值可言。以文学研究服从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其功利价值总是及时而短暂的，因时代总是在变化，一时高论，转眼竟成虚谈。
不过，五六十年代的宋代文学研究，也有不尚空谈的学术著作，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有关陆游、辛弃疾和李清照的研究论著外，还有关于宋代小说戏剧、宋词和宋诗的专门著作。如李啸仓的《宋元伎艺杂考》(上杂出版社1953)，是专门研究宋元市井文艺的著作，收专题论文10篇。其中《宋金元杂剧院本体制考》《合生考》《说话名称解》《谈宋人说话的四家》《释银字儿》等，或就宋杂剧与金院本的关系加以考论，或专就宋代民间的“说话”家数进行考辨，均能成一家之言。胡忌的 《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分 “名称”、“渊源与发展”、“角色名称”、“内容与体制”和“其他”五部分，详细考释了杂剧与院本的含义，厘清了宋元以来有关戏剧的一些混称;探讨宋金杂剧与唐五代歌舞戏、滑稽戏之渊源，及其与南戏和北曲杂剧的关系，并对宋杂剧、金院本的各种角色加以考述;对《武林旧事》《辍耕录》所载的“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加以分类研究，指出每一类的内容及表演体制上的特点。资料丰富而考论详尽，为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收获。叶德钧的《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杂出版社1953)，则将宋元明的讲唱文学按文学体裁分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类，乐曲系介绍宋元的民间小说、叙事鼓词、覆赚和诸宫调的情形，并分析明代乐曲系讲唱文学的特殊性。诗赞系论述了从涯词、陶真和词话，到弹词、鼓词的发展情况。材料丰富，考核翔实，条理分明，为讲唱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①。此外，陈汝衡的《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钱南扬的《宋元戏文辑佚》(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也都是重在文献资料考证而很有分量的宋元小说戏剧研究论著。
在宋词研究方面，亦以词学考订和词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夏承焘和唐圭璋分别是这两方面享有盛誉的专家。他们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但其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在五六十年代才结集出版和定稿的。夏承焘的词学考订主要集中于词人年谱、词之声学和词法，他的三部代表作均出版于50年代。1955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人年谱》，辑入著者长期以来撰写的唐宋词人年谱10种12家(南唐二主与二晏为合谱)，即：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张先、晏殊、晏几道、贺铸、周密、姜夔、吴文英，尤以温、姜、吴三家年谱中的行实考订最为周详。这些年谱可作初学者的知人论世之助，为唐宋词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②。在词之声学和词法的考订方面，夏承焘有《姜白石谱说》《词律三考》《唐宋词字声之演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词韵约例》等重要论文，收入1956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论丛》里。书中有关词乐声律和句法的这些文章，大都从作家创作实际和词体演变的实际出发，立足于具体词例，作精细的考辨而无空谈，为著者多年潜心研究的集成之作。夏氏的另一代表作《姜白石词编年笺校》，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将白石歌词创作的编年与相关的乐律资料汇为一编，加以详细的考释，是姜夔白石词研究及其声学考订的重大收获。
另一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毕生从事词籍整理工作。他将宋代词籍版本、词作互见、词人之年代和籍贯的考论文章，结集为《宋词四考》一书，195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宋词版本考》，介绍历来书目所载及现今传世的各种版本的宋代词籍的同异，及其国内公私书库的馆藏情况。对每一种版本都载有卷数，说明出处和存佚，并考其源流，辨明版本的优劣，间或指出其疏误。所考的宋词书目的传世版本达一千四百余种，可谓网罗宏富。其《宋词互见考》，对五百余首互见于不同作家词集的作品加以考辨，依据最早的版本、善本或有关文献记载，判明其归属和真伪，指出致误的原因，澄清了一大批词史上纠缠不清的“著作权”公案。《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通过广泛搜检稗史、地志、姓氏谱、选举表、登科录等历史资料，考订出约七百位宋代词人的时代先后。凡生卒年不详者，以登科时间为主;科第也不可考者，则考其仕宦踪迹和交游而定。《两宋词人占籍考》，对宋代八百六十余位词人的籍贯作了考证，并按省分列，以见词人在各省的分布情况及一地词风之盛。这些考证工作，可以说是著者进行《全宋词》新编的准备工作。唐圭璋早年就从事词籍的整理，其《全宋词》的初编曾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遗漏作品较多，校勘也存在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应中华书局之约，在王仲闻的帮助下，唐圭璋对《全宋词》进行重编，选择好的词籍版本为底本，作品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加新式标点断句，重新改写词人小传，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宋词》的新编本。新编本无论收词数量还是校勘考订，都远胜于初编本，为20世纪词籍整理的重大成果。
在宋诗研究方面，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一枝独秀，曾引起过争议。此书采用的是传统的诗选笺注方式，旧学功底深厚，可眼光和手法却很新。钱锺书认为：宋诗不像唐诗，正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宋人凭借了唐诗，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很多的发明和成功的尝试。关于选诗的标准，他在该书《序》中说：“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 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①这六不选代表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通盘看法，即诗应当是诗，要有艺术独创性，圆满自足，而且还能打动现在读者的心灵。他认为古典文学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我们的研究和兴趣是现代的，过去已是给现在支配着的了，但古典文学不是文学古董。钱锺书不赞成用历史考古的方式对待古典诗歌，认为尽管可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某一类诗歌内容的真实性，也“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唯一衡量”。文艺创作与历史记录不是一回事，不能把诗歌当做押韵的历史文件，“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②。这些真知灼见为钱氏的一贯看法，但在当时却颇为不合时宜。他的《宋诗选注》，突破了传统注疏那种着重于史实本事考证和名物典故训诂的做法，加强对作品的命意、文笔、风格、体势和结构等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将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技巧娓娓道出，属于带有审美鉴赏性质的艺术批评。钱锺书认为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必须细察作家裁文匠笔之实事。在为宋诗作注时，他不放过一篇作品在艺术上的任何新鲜东西，哪怕是一种命意或一个比喻、一种表现手法，一有所得，即旁征博引地加以说明。尊重事实，不发空论，言必有征而语无虚发。每立一说，总用大量的实例来证明，触类旁通，以见作家诗眼文心的共通处，故注诗而有诗学在。
以上例举的著作，以文献资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选注为主，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不尚空谈，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具有较长久的学术价值。但这些成果的产生，更多的出自学术自身发展的惯性作用，因其作者多数于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他们只是在继续自己的研究而已。这也使学术的发展没有中断，为20世纪最后20年宋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积蓄了力量。
注释
① 该书后来收入著者的《戏曲小说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② 该书有中华书局1961年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① 《宋诗选注》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② 《宋诗选注》第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