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之学。起源于西汉。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正统。西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说和今文经《春秋公羊传》结合起来，用以巩固封建政权。所谓今文经学，就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载的。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建立五经十四博士，用今文经学传授儒家经典。今文经学注重讲义理，发挥经书的“微言大义”。常常通过牵强附会的手法，迎合封建统治者建立大一统的思想，因而公羊学家主张的今文经学特别受到重视。后来，发现藏在孔壁里的经书，这些经书是用篆书文字写的，把它称为古文经。研究古文经的学者偏重训诂，诠释名物，由今通古。到了西汉末年，刘歆把古文经争立于官学。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学作为改制的依据，从此经学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历史上也称为今古文之争。两派当初分歧并不明显，今文古文并行。东汉末年，郑玄在注经时，既采取了古文经派的观点，又采取了今文经派的观点，今文经和古文经趋于混同。魏晋南北朝时，经学受玄学、佛教的影响。到宋明时，经学发展成为理学，宋儒偏重义理，不拘泥于名物训诂，到了乾隆、嘉庆时，学者继承古文经学家的研究方法，做考据，重训诂，讲家法，把考据之学称为“汉学”，而把偏重义理的称为“宋学”。汉学家看不起宋学家，说他们空疏；宋学家也看不起汉学家，说他们琐碎。鸦片战争以后，今文经学盛行，康有为是近代今文经学集大成者，他用今文经学提倡变法维新。到了“五四”运动，摧毁封建文化，经学也随之消亡。

经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延续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它对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