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①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嗳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原载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注释〕　①布尔扎维克：即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在党纲、党章问题上展开了激烈斗争，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前者获得了多数票，称布尔什维克。此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鉴赏〕　这是一篇富有强烈时代感和战斗气息的政论文章。其时，五四运动刚发生不久，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登台亮相，相互碰撞激荡，各种关注中国命运的探索和努力在寻觅着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人们看到了一丝光明和希望，然而腐朽势力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挠新事物的成长，遏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文章的主旨，在于说明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保障一个人、一个社会健康成长的必要前提。新事物、新思想是在同各种旧事物、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任何人也阻止和扼杀不了的。思想和言论本身并没有什么危险，而禁止思想自由才是最危险的。不管是囿于旧传统旧习惯势力的愚昧或偏见，还是政府企图采用专制主义手段来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新思想总归会产生、成长、发展和传播开来。文章篇幅虽然不长，却以无可辩驳、层层剥笋似的逻辑力量对这一中心观点，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文章开头说，自古以来，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有些人一听到几个自己没有听说过和不了解的新名词，便大惊小怪起来，认为是危险思想。问他们到底有什么危险，危险在哪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其实，危险并不来自思想本身，也不是被一些人毫无依据地认为有“危险”就会产生危险，而是这些人的愚昧、虚伪、无知，试图给某种思想扣上一顶“危险”的帽子而禁止人们去思考，去探索，才是“顶危险的行为”。因为他们沉溺在旧生活、旧思想、旧习惯中，不管是出于无心，还是故意为之，不能从脑髓中放出火花，失去思想的力量，也就必然失去光明的前途。文章举例说，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传入中国，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看作是异端邪教，那些应用科学发明的人则被视作洪水猛兽。殊不知，这实在是一种进化和文明的表现。某些人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是托尔斯泰的学说，我国若鼓吹爱国主义实际是宣扬无政府主义。这些言论既缺乏常识，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这就像“盲人骑瞎马，夜半邻深池”一样的危险。但如果是在白天，如果是一个明眼人走在深池边，便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能看清道路，寻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一切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制造出来的，都是黑暗制造出来的，跟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毫无关系。作了上述批评后，作者断言：“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人活着当然要思考，要说话，要了解事实的真相，追求光明和幸福，因此要允许大家思考，允许大家说话，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的福祉。思想的东西、言论的东西，只能用辩论的手段去解决，强行禁止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学说，宣布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首先应当弄明白自己所排斥的主义或学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让人们认清它的真面目。果真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也就不会去相信了，反之，若与情理相符合，必然是有生命力的，必然会传播开来，想禁止也禁止不了。一味地强行禁止和掩盖事实的真相，只会让人产生误信的危险。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天经地义”和“异端邪说”。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是一套桎梏被压迫阶级的教条和精神枷锁;而被压迫阶级所追求和信奉的真理，在统治阶级眼中则无疑是“异端邪说”。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剥夺人们的思考权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搞愚民政策，是历代专制主义者的一贯做法，但社会依然是不断进步的。现今若再钳制人们的思想自由，剥夺人们的说话权利，同样是不会有结果的。说到底，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思想是绝对禁止不住的，因为新事物一定会成长起来，思想具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各种苦痛、穷困、磨难、监狱、刑罚，乃至对生命的扼杀，都无法阻止真理的成长。相反，越是受到禁止、抑制、绝灭和摧残，越是会生存、发展、传播和繁荣。这不禁让人想起作者在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中写下的：“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何等的喜悦和兴奋。作者相信，禁止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不管用的，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真理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扼杀的，中国革命的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文章最后提请那些竭力禁遏思想言论自由的人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意思是必须提倡言论自由，让人们在各种思想、思潮的交锋中来获取真知，批判错误，所谓危险思想也就不攻自破;而借口某种思想是危险思想，不允许人们去探索研究和了解事实的真相，只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