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契·久尔吉(Lukacs Gyorgy，1885—1971)，世界著名的匈牙利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1885年4月13日，卢卡契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父亲是匈牙利通用信贷银行经理，1891年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获得贵族封号。母亲是维也纳贵族魏尔特哈穆家族的小姐。卢卡契自幼就在这样一个生活优裕，又与不同社会阶层保持着广泛联系的家庭环境里成长。

卢卡契中学时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剧评。他雄心勃勃，准备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不久，他发现自己的文章过于简单、幼稚，便不惜付之一炬。但他并不却步，更加专心从事戏剧研究。中学毕业后，他考上布达佩斯大学①，先是学习法律学和国家经济学，后又攻读文学、艺术学、哲学等课程。1904年，他同巴诺什·拉斯洛等人开展戏剧活动，以“柏林自由人民舞台”②为榜样，在布达佩斯建立“塔莉亚”剧院，上演高尔基、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和豪普特曼等人的剧本。这在匈牙利近代戏剧生活中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1906年，卢卡契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9年，他以《戏剧的形式》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卢卡契前往柏林，在大学里悉心研究德国哲学。1910、1911年，卢卡契出版了《心灵与形式》和《现代戏剧发展史》两部著作。后者就欧洲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头十年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广泛的描述，至今仍有较高学术价值。

卢卡契青年时代受到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不过，用他后来的话说，那时他是“通过黑格尔的眼睛看马克思的”。1915年，卢卡契应召回国，因体检不合格未被派往前线，仅在军队书信检查处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他便从事写作。

帝国主义国家因瓜分殖民地而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的厮杀，到1918年已接近尾声。一度处于低潮的各国工人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前线士兵反战情绪普遍增长，特别是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获得成功，对卢卡契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使他在实际革命斗争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感染的第一批匈牙利战俘，在匈牙利工人运动杰出领袖贝拉·库恩领导下于1918年11月20日在布达佩斯创建了匈牙利共产党。卢卡契12月中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党组织出版的《国际》杂志编辑部成员。

一次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彻底解体。1918年10月成立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不但没有满足工农大众的正当要求，反而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采取镇压措施，政局很不稳定。翌年二月，资产阶级政府悍然逮捕库恩，引起革命群众更大愤慨。这时，卢卡契被选进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准备武装起义。3月21日，在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倡议下，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合并;同一天，刚出狱的库恩代表工人阶级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存在的133天里，卢卡契先后担任文化教育副人民委会、人民委员，还兼任红军第五师政治委员。革命失败后，卢卡契于9月间逃往维也纳。10月，奥地利政府逮捕卢卡契，准备把他引渡给匈牙利反动政府。国际舆论哗然。许多德国报纸刊登了“拯救卢卡契·久尔吉”呼吁书。著名作家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都在呼吁书上签名，终于迫使奥地利政府在年底释放卢卡契。

卢卡契居留维也纳整整10年，除了在1929年春季潜回布达佩斯从事了三个月地下工作外，一直在那里以党的领导干部身份进行活动。他曾两次(1919—1921和1928—1930)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 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见过列宁。十年间，他积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撰写的政治、哲学论文大都刊登在共产国际在维也纳出版的《无产者》、《共产主义》杂志和《红色报》、《红旗》等报纸上。

卢卡契在这期间表现出来的观点既有“左”的因素，也有右的倾向。例如他在1920年第六期《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谈议会主义》一文，引起列宁的注意。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尖锐指出：“格·鲁的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的”，严肃批评作者“左”倾激进的反议会立场十分有害①。“格·鲁”即卢卡契。随后，卢卡契在1923年出版《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表明目的在于“自发地通过众多的外来观点，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向，以此试图弄清自己的未来道路”。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热烈争论，被抨击为企图通过黑格尔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部著作在西方知识界受到好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产生巨大影响，长期以来成为他们的必读物。1925年底，卢卡契被委托起草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匈牙利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关于匈牙利共产党任务的纲领》，在党内讨论时，被指摘为右倾。卢卡契逗留维也纳时期，除了以上政治活动和政治理论工作外，还撰写了有关德国文学史方面的文章。

鉴于卢卡契活跃的政治活动，奥地利政府不顾国际知名人士和舆论界的反对，于1930年初悍然下令将他驱逐出境。

卢卡契取道捷克前往苏联。他在莫斯科作为梁赞诺夫领导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工作，有机会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结识了正在编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版的米哈依尔·里夫希茨。与此同时，卢卡契着手撰写《青年黑格尔》一书，写成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之间的济金根论争》，并在《莫斯科评论》上发表许多论述苏联当代文学的文章。

1931年夏季，应德国共产党的邀请，卢卡契前往柏林，参加德国共产党思想领域的工作。他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成员身份，担任德国共产党作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兼德国作协柏林分会副主席，又以著名文学理论家名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机关刊物《左翼》编辑部工作。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专门论述肖伯纳、豪普特曼和歌德的文章，还刊登了不少具有纲领性的论文，如《维利·布莱德尔的小说》、《驳斥文学中的自发论》、《倾向还是党性?》、《报告还是塑造形象?》、《坏事变好事》等。在这些论文里，卢卡契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新形势下的作用问题阐明自己的见解，认为建立在广泛联合基础上的政策应该成为革命文学新的战略，同时进一步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的历史任务和在新时期里的作用等问题。他的观点引起一场热烈讨论。由于当时德国和欧洲出现的政治形势，讨论不可能进一步深入和得出明确结论。在此期间，受共产主义作家劳动协会委托，卢卡契同约翰内斯·R·贝歇尔和阿拉达·科穆雅特共同起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草案》，并在1932年召开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劳动代表大会上作了主要报告。他还在1933年写成《青年黑格尔》第一稿。

三十年代初，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崛起。柏林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尤为猖獗。他们蓄意制造的“国会纵火案”，陷害共产党人，转移国际视线，为希特勒上台作舆论准备。希特勒于1933年攫取德国政权后，明目张胆地迫害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进步人士。卢卡契原是以放弃政治活动为条件取得在德国的居住许可的，尽管他在参加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公开集会时都使用凯勒这一化名，但仍然没有能够逃脱反动军警的注意。1933年3月，德国法西斯政府吊销卢卡契居留许可证，限令马上出境。卢卡契再次前往苏联。

卢卡契第二次旅居苏联是1933年至1944年底。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学术领域。他的研究工作和著述是多方面的。1933年，他在莫斯科共产主义研究院语言文学所工作;193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从1934年中到1936年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文学部工作。1936年，苏联科学院同共产主义研究院合并，他转到苏联科学院哲学所。1938年至1941年，他担任匈牙利流亡者在莫斯科出版的刊物《新声》主编。1942年到1944年，他重返苏联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员。在苏联生活期间，卢卡契一直是《国际文学》、《文学评论》等著名杂志的编委和撰稿人。他大部分关于文学批评与理论文章都发表在这些杂志上。他后来又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这期间他完成的主要文艺理论著作有《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1937)、《历史小说》(1937)和《现实主义论》(1938)等。

三十年代中至四十年代初，是德国法西斯疯狂准备和发动进攻苏联时期。卢卡契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活动。从1935年起，他在隶属苏联作协外国部的德国反法西斯作家小组里同约翰内斯·R·贝歇尔和其他流亡作家一道，以集体编写方式，从事理论教育和社会宣传工作。1938年至1940年间，卢卡契作为苏联作协德国部成员，经常对德国流亡者以及对德国哲学和资产阶级文学感兴趣的苏联听众发表演讲。他的演讲以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资产阶级文学遗产为中心，强调社会主义文学运动有能力继承哲学和文化遗产的进步传统。

这期间，卢卡契对文艺理论表现出极大兴趣，先后写出有关文学理论、文学史和论述著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论文。集中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学观点的阐述，对欧洲著名作家莎士比亚、普希金、列·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斯汤达的评论，以及对德国文学和匈牙利文学的研究等。在这些文章里，卢卡契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讨各种文学问题，但在评论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时，不适当地推崇了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人性和人道主义，过分强调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谓忠于现实，即写真实的创作方法，从而否定了作家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制约作用。

另外，卢卡契还同米哈依尔·里夫希茨等人一道，以《文学评论》杂志为阵地，形成“新潮流”派。他们既反对西方评论家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研究，同时也拒绝当时流行的对资产阶级进步文化遗产一律简单粗暴地加以否定、排斥和摒弃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和整理。1933年，卢卡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表现主义①的伟大与衰亡》，认为资产阶级文学中的表现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的具体表现，它是同法西斯意识形态有直接联系的。1938年间，由于在克劳斯·曼等人之间展开的一场“表现主义”论战中联系到了卢卡契上述的文章，于是，卢卡契也介入了论争。他在1938年发表《现实主义辩》一文，说明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各种“先锋派”思潮同他阐述的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毫无共同点。他认为，在他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中，人民性是占据中心位置的，主张一切民主和社会力量在反对法西斯的共同基础上建立人民阵线，因为“它(人民阵线)意味着为真正的人民性而斗争，为密切同自己人民的整个的、变成历史的、具有历史特点的生活进行广泛联系而斗争……”。他在就“表现主义论战”同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的通讯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指出作为上层建筑形式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只能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进步传统联系起来才能产生，而形形色色的“先锋派”艺术都是资产阶级没落的体现。总之，卢卡契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间，苏联文学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它是由于卢卡契的《十九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1937)、《论现实主义的历史》(1939)等著作中表现出来的观点引起的。论战主要在《文学报》、《文学评论》、《苏联艺术》和《国际文学》上进行。在这场辩论中涉及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尤其是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作家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对遗产的正确评价，党的文学和作家的党性，人民性等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卢卡契被指责过高评价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没有给予充分、足够的重视等等。论争的结果是，根据苏共中央“关于文学批评与书报”的决议，《文学评论》杂志从1940年第三期起停刊。

1941年秋，德国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卢卡契、约翰内斯·R·贝歇尔、E·魏纳特、F·沃尔夫等苏联作协德国部会员同家属一起撤退到塔什干。1942年至1944年间，卢卡契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在《国际文学》上发表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黑格尔》、《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尼采》等文章，并把他在《新声》杂志上发表的论述匈牙利历史和文学问题的文章收集成册，以《作家的责任》为书名，1944年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

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匈牙利全境在1944年底获得解放。同年12月，卢卡契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次年秋，卢卡契在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任哲学和美学教授，同时还广泛参加文化界的活动，如1945—1946年间参加党报《自由人民报》工作，1946—1956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社会评论》工作，主要负责撰写文化政策方面的文章。卢卡契解放后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是坚持他在三、四十年代早已提出过的，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人民阵线民主政权。在文艺方面，卢卡契的重要观点是他收在《文学与民主》(1947—1948年)一书中关于论述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论争性文章《党的诗歌》里阐明的，即主张党的诗人应同党保持某种距离，认为“党的作家”既不当统帅，也不要当列兵，而是要当“游击队员”。

匈牙利文艺界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展开一场名为论争，实际上是批判卢卡契的运动。他由于解放后发表的上述主要观点，被公开指摘为修正主义，说他反对在战后实行社会主义的转变，他的“游击队员”理论是同保持党和作家关系和谐的一致性背道而驰的。参加批判卢卡契的有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原匈牙利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长兼《自由人民报》主编里瓦伊和原党校领导人鲁达什等人。里瓦伊最后总结这次论争时表示：希望卢卡契从中得出必要结论，摆脱他那些在文化生活各个不同领域里以“游击队员”自居而进行活动的追随者;并要求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党的忠实成员的卢卡契转向新生力量，更好地、更牢固地同党一道成长。当时，卢卡契作了自我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观点。随后他就退出文艺界，在大学里专心从事美学与哲学理论研究和著述。这一时期他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如作家专论集《伟大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2)、《历史小说》(1955)、文学史论著《现代德国文学史纲》(1953)、美学著作《美学史论文集》、哲学著作《理性的毁灭》、《青年黑格尔》(均为1954年出版)等。卢卡契从1946年至1956年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会议员、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委员，担任匈牙利科学院主席团委员、科学院院士，还被选为华沙波兰科学院院士、柏林德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并于1948年和1955年两次获得匈牙利科苏特国家奖。卢卡契于1949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在国际共运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不久，即发生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十月事件前，卢卡契的活动相当活跃。1956年1月11日，他应邀在德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作题为《远景问题》的报告; 1月16日，又在德国艺术科学院作《批判现实主义在我们今天的可能性》的报告。春季以后，他就积极参加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 6月15日亲自主持一次规模相当大的哲学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卢卡契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同时，再次宣传自己多年来坚持的在文艺领域反对所谓党组织的行政干涉等观点。当时，卢卡契的思想观点在匈牙利思想界、文艺界和大学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反对工人阶级政权的敌对分子利用了他的言论，使之成为“民主”运动的旗帜。当然，在发生十月反革命事件之前，裴多菲俱乐部和匈牙利作协里敌视政府的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就大大超越了卢卡契的观点和意图。但他的思想无疑对促发匈牙利事件起了一定作用。卢卡契从10月23日至11月1日，是党中央委员和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当纳吉接管外交部并于11月1日清晨在电台声明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时，卢卡契宣布退出政府。事件结束后，经过改组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予卢卡契登记为党员。卢卡契亦随之于1957年退休。

关于1956年前后的活动和观点，卢卡契在他逝世前几个月写下的自传提纲手稿《思想经历》中扼要地谈到：1956年他反对拉科西的个人迷信与独裁，但不主张西方式的民主，赞成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改革。他同纳吉——洛松齐集团在组织上没有联系，同意担任文化部长是出于认为纳吉——洛松齐集团会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活动这种看法。退出政府是因为他反对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等等。

民主德国学术界于1958年首先发起，接着是匈牙利和苏联学术界把卢卡契作为老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批判。

卢卡契六十年代以后埋头美学著述和文稿的整理出版工作。1963年，他出版了《美学的特殊性》。这是一部在哲学基础上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部门的美学著作的第一部分。1964年发表《文化上的共处问题》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文章。1968年出版《艺术与社会，美学论文选》，1970年出版《匈牙利文化——匈牙利文学》，并分别于1971年和1975年重新出版《历史和阶级意识》与《青年黑格尔》两部著作，附有再版前言。在前言中，卢卡契指出了书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还请读者注意其中的错误观点。在这期间，由于他思想观点逐渐接近党，也主张进行经济改革，因此，卢卡契于1967年重新被接纳为党员。1970年11月，卢卡契被确诊患癌症。翌年1月，他开始口授自传。《匈牙利哲学》杂志于1971年第一——二期、三——四期连续登载他最后的哲学著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三章。1971年6月4日，卢卡契病逝于布达佩斯。6月11日被安葬在克勒柏西公墓。1972年，匈牙利政府决定把有关他的资料、文献和他本人的遗稿统一归匈牙利科学院收藏。

从六十年代开始，尤其是在卢卡契逝世后，西方学术界对他的称颂更加有增无减。就是苏联东欧和匈牙利国内的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出现不同于以前的看法，卢卡契不再被称作修正主义者，而被承认是在历史上有功绩的革命者。他的学术观点，特别是美学著作普遍受到赞扬，被称为对文艺各个领域作出了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哲学家。

毫无疑问，卢卡契是本世纪思想领域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他从事研究的领域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相信随着对他全部著作的整理、出版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卢卡契本人的著作将得到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