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乐府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清商曲辞》为主，包括《吴声歌》三百二十六首，《西曲歌》一百四十二首，《神弦歌》十七首。这些民歌产生于当时商业畅通、经济繁荣的城市都邑。“吴声歌”以建业(今南京)为发源地，“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江陵县)、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等地。《神弦曲》也产生于建业附近。它们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乐府机关为帝王贵族的声色之娱而有意识地选择采集起来的。现存南方乐府民歌的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几乎都是情歌。它们大都产生于城市居民的中下层，多数是女性口吻的歌唱。

南朝乐府民歌，广泛反映了妇女恋爱生活中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恋爱歌唱。这里有的写她们对爱侣的热烈急切的追求，对爱情生活的沉醉、迷恋，如《读曲歌》“打杀长鸣鸡”、“怜欢敢唤名”、“折杨柳”；《子夜歌》“夜长不得眠”等。有的写她们对爱情的坚贞执着，对对方的猜疑，恋爱受阻的焦急懊恼，遭受遗弃的痛苦悲伤以及对对方不忠实于爱情的谴责怨怒，也有殉情者的哀鸣绝唱。如《子夜歌》“侬作北辰星”、“始欲识郎时”；《子夜冬歌》“渊冰厚三尺”；《侬歌》“我与欢相怜”；《读曲歌》“一夕就郎宿”；《华山畿》“华山畿”；《作蚕丝》“春蚕不应老”等。有的写离别后的绵绵相思，无限惆怅，如《石城乐》“闻欢远行去”、“布帆百余幅”；《莫愁乐》“闻欢下扬州”；《乌夜啼》“巴陵三江口”；《华山畿》“相送劳劳渚”；《三洲歌》“送欢板桥湾”；《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篙折当更觅”等。这些情歌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不仅具有敢于冲击旧礼教，反封建正统的积极倾向，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恋爱婚姻不自由的罪恶。特别是《华山畿》“未敢便相许”、“懊恼不堪止”等诗，更表现了青年男女为抗议封建制度的残害而进行的不屈斗争，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这些无疑都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种新的办量。这些情歌所表现的两性关系基本上是健康的、自然的。但也有极少数轻俗浮艳，含有较浓厚色情成分的歌辞，它表现了小市民庸俗的一面，是不足取的。南朝乐府民歌中的非情歌部分篇数较少。《神弦曲》是民间祭祀地方性杂鬼的娱神祭歌，其中的一些作品和《楚辞·九歌》相似，也具有人神恋爱的特色。另外，还有极少数写劳动、写行旅、写风土、写景物的诗。反映政治、民情的诗，如《杂歌谣辞》中的《吴孙皓初童谣》就更属凤毛麟角了。

南朝乐府民歌以抒情为主，其中不少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对爱情的描写呈现一种艳丽柔弱、娇羞细腻，而又天真活泼、略带稚气傻气的特有风格。它有时是拐弯抹角、欲吐又止，有时又是淋漓尽致、坦率放恣。感情真纯笃挚，生活气息浓郁。南朝民歌的另一特色是谐音双关隐语的大量使用，这在“吴声歌”中更为突出。双关语可分为同音异字和同音同字两类。前者如以“莲”谐“怜”，以“藕”谐“偶”，以“碑”谐“悲”，以“丝”谐“思”等。后者如以布匹之“匹”谐匹偶之“匹“，以药名之“散”双关聚散的“散”等。这些双关隐语显示了民歌作者想象的丰富。它增加了诗歌表情的热烈天真和语言的活泼性、生动性，对文人诗起过良好的影响。南朝乐府民歌的体制一般是短小的五言诗，常见的是五言四句体，它是后来五言绝句体的先导。

《杂曲歌辞》中的《西州曲》，写一个少女从春到秋，从早到晚对其恋人的深沉相思之情，是标志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的抒情长诗。此诗文字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全诗以五言四句的章法为基础，上下采用钩接句法紧相连接，周回反复，音节美妙。人和景水乳交融，人物的感情写得极为细腻缠绵，一往情深，颇具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