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南唐有几位比西蜀花间词派稍晚的著名词人，世称南唐词人，或谓南唐词派。
 五代词有两个最繁荣的中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南唐。以时而论，西蜀词先兴；以成就而言，南唐词为高。从词派产生的基础看，南唐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与当时的西蜀一样，土地富庶，物产丰富，少兵祸。因此，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统治者和宫廷贵族过着歌舞升平的豪华生活。“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因此，南唐词与“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的西蜀词一样，都是在宫廷和豪门显贵享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词派的作者而言，西蜀花间词派的作者大都是宫廷豪门的清客，政治上没有重要的地位，文化水平也不很高。他们依恃山川的险固，大多沉溺于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南唐词派的作者都是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不但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经常涉足于学术、艺术领域，在精神生活方面有更为高雅的追求。从继承的角度看，西蜀词派大多去掉了民歌朴素清新的特点，内容多是女人的娇娆，柔情的相思之类，使词的发展走入了调脂弄粉、描黛涂红的歧途，成为歌台舞榭、樽前花间的消闲品。而南唐词派，特别是后期的作品，大多继承了中晚唐七绝的风韵和抒情诗言情述志的特点，以抒情为主，其情深，其意远，其境高，非温飞卿、韦端己等人所能及也。清代著名词学家王国维曾指出：“冯正中堂庑特大，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因此，南唐词派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远比花间词好。
 南唐词派的主要作家有冯廷巳和南唐二主即李璟、李煜。李煜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冯廷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李璟)时，官至宰相。他工诗，尤善为乐府词，是五代初词中的大家，与晚唐的温庭筠、韦庄鼎足而立。遗有《阳春集》，存词一百多首，真正可信者九十余首。
 冯词多是女人、相思之类，未能尽去秾华。然遣词造句，清新秀美；言情写景，富于形象。他的不少作品清丽多采，委婉情深，“旨隐词微”，不象花间词那样充满了令人发腻的脂粉气。特别是在词的形象创造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较大的贡献。所以，陈世珍在《初春集序》中说：“冯词思深、词丽、韵逸、调新。”王国维称其《南乡子》中的“细雨湿流光”句能“摄春草之魂”。他不但首开南唐词派，而且其影响还远及于宋初。“上翼二主，下启晏、欧，实正变之枢纽，短长之流别。”(冯煦《成肇麐唐五代词选叙》)“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人间词话》)
 冯廷巳最受称许的词是《谒金门》、《鹊踏枝》等十多首，例如《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清水。闹引鸳鸯香径里，手按红杏蕊。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这首词是写一深闺少妇“终日望君君不至”时那对景难排的春愁，遣词平淡自然，行文起伏曲折。它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刻画，把主人公那百无聊赖的心境和“无凭谙鹊语，犹得暂宽心”的形象，多层次地活脱在我们眼前，读之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艺术造诣可谓深矣。
 又如《鹊踏枝》：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
 南唐衰亡的国势，象一层难以驱散的阴影，笼罩在词人的心上；象一个难以赶走的幽灵，游荡在他们的词中，从而形成了南唐词派哀婉感伤的基调。这首词语言平淡清新，委婉含蓄动人。“香车系在谁家树”的深深忧虑，犹如柳絮杨花，纷纷扬扬洒洒……其喻甚妙，其意甚远。“托儿女之辞，写君臣之事”，是历代诗人的传统手法，也是冯词的又一特色。他把温庭筠以来的婉约词风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为后来的晏殊、欧阳修等人所继承。
 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今属江苏)人，九四三年继其父李昇做南唐皇帝，史称南唐中主。他继位后期，外受周的威胁，内部党争激烈，在这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被迫去帝号，奉表称臣于周。他在位十九年，大多处于相当危苦的境地，“每北顾，忽忽不乐。”(《江表志)》因此，他的词也带上了浓重的感伤色调。
 李璟是一个“天性儒懦，素昧威武”的人，在政治上失败是毫不足怪的。但他“多才艺，好读书”，“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钓矶立谈》)后人辑录的书、表、小札等，仅存十七篇，还未必都是李璟自己所写。在诗词方面，诗，只有《全唐诗》录出的一首七律、一首不完整的七古和一些断句；词，只有《南唐二主词》中的《应天长》、《望远行》和《浣溪沙》四首。虽仅存四首，但颇有特色，很能代表李璟词的艺术风格。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浣溪沙》二首：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依栏干。
 这两首词，虽写离愁别恨，但境界更阔大，感慨更深沉。它一扫花间词派“镂金刻翠”的唯美主义倾向，抒写了十分真实的思想感情，把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和谐统一起来，显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美。“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和“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尤其是“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写得低徊、苍凉、幽远。就其语言的运用和艺术表现手法而论，这两首词确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李煜(937—978)，字重光，李璟第六子，公元九六一年继位于金陵(今南京)，史称李后主。九七五年十一月，宋兵攻下金陵。李煜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今河南开封)，辱封“违命侯”，过着“日夕以泪洗面”的囚徒生活。九七八年七夕，宋太祖派人赐牵机药毒死，年四十二岁。
 李煜工书，善画，晓音律，精鉴赏，“为文有汉魏风”。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大都散失，后人辑有《南唐二主词》，仅存词三十余首。
 李煜由皇帝成为阶下囚，真是一落千丈，前后生活的巨大变化，使李词判若两人所作，表现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他前期的作品，以反映宫廷生活的风花雪月居多。因李终日在秦楼楚馆中倚红偎翠消磨岁月，故这个时期的词，很象南朝的宫体诗，带有较浓的“花间”色彩。但也有些词，由于作者长于引景入情，移情入景，并细腻地刻划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行为动作，在容貌、服饰上铺陈描写不多，因而宫廷色彩较少。如表现幽会的《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表现嬉戏的《一斛珠·晓妆初过》表现相思的《长相思·云一緺》，表现离愁的《清平乐·别来春半》等词，不但格调要高一些，而且表现手法和意境的创造方面，也比剪红裁翠的花间词略胜一筹。
 李煜最好的词是他后期的词。亡国后，被囚禁、被侮辱的痛苦，使他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清醒过来，不能不面对无情的现实，在词中倾泻自己“日夕以泪洗面”的深哀巨痛。因此，这一时期的词，完全脱去了花香柳软之类的脂粉气，充满了一个不幸者的深沉与悲哀，格调十分苍凉凄婉。例如他的代表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语言直朴，感情深沉，意境开阔，音韵优美，深得词人婉约沉郁之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比喻贴切，形象生动，直抒胸臆，不假雕饰，既是内心愁苦的独白，又是情感凄苍的流露，更是亡国之君的一曲哀歌，在抒情词中自属上品。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虽不失为佳品，但不免有纤巧雕琢之痕，不及李煜词来得自然、淳朴、流畅，难怪后人说：“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谭献《谭评词辨》)千百年来，这首词引起多少失意之士的共鸣，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因此，王国维称李词是“以血书者”。
 又如《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词，用白描的手法，贴切的比喻，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了画笔所不能达到的艺术境地。把自己所处的环境，亡国之痛的心情，求之不可再得的叹息，刻划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句，似清气盘空，若有若无，欲觅无处寻，悠然而自远，构成了一幅难以言述的幽微境界；如野云孤飞，若即若离，具有流水清音式的音乐美，其高远微妙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
 李煜的词造句平易，自然明快而接近口语。例如《捣练子》：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此词仅二十七字，娓娓道来，流畅明白，动静合一的时空画面，纪实性极强，呈现出一种图画音乐式的美，具有十分感人的艺术魅力。李词的抒情，善于概括，富于暗示，含蓄蕴藉，词中并无一个“愁”字，但凄凉哀伤的情思极浓，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此外，如《望江南·多少恨》、《鸟夜啼·林花谢了春红》、《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菩萨蛮·人生愁恨何能免》等，都为这一时期所写，也是人们广为传颂的名篇。
 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在他大量的言愁写恨之作中，善于将抽象而又微妙的离愁别恨形之于生动具体的事物。如“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句，都是千古流芳的绝妙好词，表现出巧夺天工的艺术技巧，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李煜的词，就其思想性而言，是不高的。但它摆脱了五代词花间樽前浅唱低吟的窠臼，冲破了花间词派“镂玉雕琼”的藩篱，在生活感受的深度上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上有很高的成就。在李煜以前的很多词人，其作品的题材和境界都十分狭窄，虽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往往是“诗余”之作，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李词(主要是后期的词)则扩大和提高了词表现生活与抒发感情的能力，显示出词的发展方向与潜力，对后来豪放派词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亦有很大的影响。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在紧接着李煜之后的宋代，词家蜂起，词作达到高度繁荣的境地，成为标志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学体裁。
 总之，宋词的兴起与繁荣，是和南唐词派的影响分不开的。南唐词派对宋词的成熟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南唐词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