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佛道耗费无度

宋代经济有过繁荣发达的上升时期，也有过财政困竭，罗掘俱穷的不景气阶段。其中、官员多、兵员多、僧侣多等所谓“三多”现象，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出现国用不足的重要原因，宋代帝王提供佛道，导致耗费无度，便是一例。

北宋时历代帝王，大多提倡佛道，宋太祖建国后，即采取保护佛教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太宗时，更在峨嵋、天台等处，修建寺庙，京师开封并专设译经院，与道教并重，以是僧徒日多，由初时6万8千增加到24万人，到真宗时全国僧徒达40万，尼姑6万多，依靠佛寺道观为生者还不在其内，据度支判官宋祁所说，除已受戒的僧道外，此类人员如遣返为民就有50余万人。可见当时包括已受戒的僧道在内当在百万之数。除了社会上存在大量冗食之徒外，不少帝王还借神道为名，大肆挥霍浪费。如澶渊之盟后，以为求得了“太平”，真宗和佞臣王钦若等即以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用以炫耀天子之威，一次封禅就耗费8万余万贯，还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阳，又耗费1百20万贯。在京都造玉清昭应宫，铸神像，安置天书，迫使大批民工夜以继日，花了七年时间修成这座神宫，共有宫观房屋达三千六百多间，金碧宏丽，耗费更为巨大。到了仁宗时，除崇奉佛道外，还大力尊儒，为此大搞明堂享礼，一次祭礼耗费就达一千二百万贯。当时京师一地收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支出达二千一百八十五万，主要即用于郊礼耗费。因此，宋祁上疏建议：(1)停止毫无意义的道场斋蘸;(2)罢去京师寺观，制止营造祠庙;(3)除已受戒的僧道外，其余统遣返为民。遗憾的是，宋祁的建议，并未付诸实施。

北宋帝王对佛教和道教采取提倡与保护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这个案例为我们提供一条启示：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寻找新的支撑力量，总是不惜巨额支出把宗教政策作为巩固封建秩序的工具。但是，事与愿违，由于财力耗费过多，反而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特质基础。其结果是陷于矛盾坠入深渊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