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学锴

猿鸟犹疑畏简书， 风云长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 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 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 梁父吟成恨有馀。

李商隐

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冬，诗人罢梓州幕后由四川返回长安，途经利州绵谷县(四川广元)的筹笔驿时，写了这首咏怀古迹之作。相传诸葛亮出师伐魏，曾经驻扎在这里筹画军事，因而得名。在李商隐之前，杜甫的《蜀相》已经成功地塑造出诸葛亮的形象，表现他的崇高品质和悲剧命运。李商隐的这首《筹笔驿》之所以堪与《蜀相》并称咏武侯的双璧，正在于他在学习杜诗神髓的同时能自具面目。

跟《蜀相》一样，这首诗中的诸葛亮也是一位才智杰出而志业不成的悲剧性人物，甚至两首诗的结句“泪满襟”、“恨有馀”的感情反应也非常相似。但杜诗在慨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时着意突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主观精神品质，即所谓“两朝开济老臣心”，这正是杜甫所处的那个战乱时代对整顿乾坤的辅弼之才的需要；而李商隐在这首诗中着意表现的却是诸葛亮的才智跟他所遭遇的客观时势之间的悲剧性矛盾。诗人慨叹诸葛亮虽然才比管、乐，用兵如神，但既遇刘禅这样昏庸的君主，又失关、张这样忠勇的大将，终难挽救蜀汉危亡的命运。末句以“恨”字点醒全篇，说明诗人引为遗恨的正是爱国志士“才”与“命”的矛盾。晚唐政治腐败，危机深重，才智之士因客观环境制约，不但难成匡国大业，而且往往遭到忌毁打击。被李商隐推为“万古之良相”的李德裕在建树破回鹘、平泽潞的功勋后不久就被新即位的唐宣宗一再贬谪至死，就是突出的例证。李商隐在大中五年拜谒成都武侯祠时写的怀古伤今、借端寄慨的“梁父吟”式的诗篇《武侯庙古柏》，就借歌咏诸葛亮而融合了这方面的现实政治感慨。《筹笔驿》的尾联追忆往年情事，以“恨有馀”兼绾他年与今日，·正暗示今日凭吊古迹，所抱者仍为志士“才命两相妨”的无穷遗恨。叹诸葛，即所以叹千古遭逢末世的才人志士，而诗人对晚唐衰颓国运的深切忧虑和深沉感慨自寓其中。相比之下，《蜀相》更侧重于表现竭忠尽力而志业未成的崇高感，《筹笔驿》则侧重于表现远去难回、无能为力的悲怆感。虽同为赋咏悲剧命运，时代不同，着眼点有别，造成的悲剧美感也有所区别。

与爱国志士遭逢末世才命相妨的思想主题相应，这首诗在构思上的显著特点是用诸葛亮的杰出才智反托其悲剧命运，并以开合抑扬的手法突出才与命的悲剧性矛盾。颔联出句“上将挥神笔”极力上扬，对句“降王走传车”一落千丈，反跌有力；腹联出句极赞其才略，对句极叹其无助。两联中“徒令”“终见”，“真不忝”“欲何如”，开合相应，在对照中更显出其才智超卓而命运不济的可悲。笔力雄健，感慨深沉，为尾联“恨有馀”作了充分的铺垫。

《蜀相》突破杜甫以前七律主于情景的传统，兼用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筹笔驿》也兼融上述四端，而议论成分更见突出。但由于以抒情贯串全篇，故虽多议论而仍富唱叹之致。首联即景兴感，将客观景物(猿鸟、风云)主观化，在景物描写中渗透崇敬追思之情，“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范温《潜溪诗眼》)；颔、腹二联，将大开大合的议论与抑扬有致的唱叹融为一体，而蜀汉衰亡史事的叙述也巧妙地穿插其中。尾联追昔绾今，昔之慨，今之恨，一齐收束，言外更含无限沉悲，正如纪昀所评：“一篇淋漓尽致，结处犹能作掉开不尽之笔，圆满之极”(《玉谿生诗说》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