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子，苦学成泰斗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有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根基，又有欧洲文化的素养，可算得上是一位“学界泰斗”，特别是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几种少有人能识的文字上更具权威地位，使他成为“国宝级”人物。

1911年，季羡林出生在山东一户破落的农民家庭。六岁时，父亲送他到省城济南去投靠叔父。叔父是个有学问的人，见他聪慧异常，非常喜欢他，决心要好好培养他。叔父诗书传家，要求极严，上初中后，还亲自为他讲课，并出钱让他用课余时间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晚饭后还要学英语。但是，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叔父是不准他看的，在叔父眼里，这些都是闲书。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季羡林却非常喜欢看这种书，他偷偷把这类中国旧小说看了个遍。放学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甚至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总之，在叔父的栽培下，季羡林为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幸运的是，上高中时，季羡林遇到的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老师讲的现代文艺对他的日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很多唐宋时代大家的作品。这时候，他已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翻译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并在报纸上发表。他承认：“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同时考上了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决定入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大学四年，他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正课，而是在旁听许多名家的讲课中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知识。尤其是朱光潜、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对他影响很深。这实际上确定了季羡林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佛教史、佛教梵语、中亚古代语言研究、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陆续见诸报端。

1935年，季羡林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留学生，入哥廷根大学深造，师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主修印度学、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当时世界知名的梵文和佛教文献专家。1941年，季羡林获哲学博士学位。这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断绝，通信中断，回国已不可能。于是，他只好滞留德国，一面在校担任汉语教师，一面进行对吐火罗语、吠陀语和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留德十年，季羡林在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至今他的一些论文仍作为重要文献被人引用。直到1946年，他才辗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时年35岁。

回国后，季羡林便被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担任新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执教超过半个世纪。在教学与科研中，他总是勇于探索，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终于在广阔学术领域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他曾任北大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推选为许多全国性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包括东方文化研究会、亚非学会、外国文学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民族文字学会、语言学会，还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与此同时，他还是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语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状”。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竟成为中国的学界泰斗，其奥秘何在？每当遇到这些问题，季羡林总喜欢给人复述鲁迅先生文章里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也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