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我曾去找一家著名刊物的出版人，想在他那儿投篇稿子。放我进门后，我便递上自己的作品，那是一篇小说。可这位主编连瞟都没瞟一眼，就把我的稿子放到了堆满他写字台的一大摞稿件上。他让女秘书给我端了杯咖啡，自己则喝着矿泉水，说：“你的稿子我会看的，过些日子吧，也许要等几个月才有空。你瞧，这儿堆了这么多稿子。不过，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比你先来的投稿人当中——今天早上已经来过7个了——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使我满意。真不可思议！这世界上有这么多——这可不是揶揄——这么多天才，可像我这样能搞经理的真还没几个。当然，我爱自己办的这份杂志。不过假使不得不重操旧业的话，我也不会活不下去。我过去在一家剃须刀片厂干过广告部主任，业余也写点剧评，图个好玩嘛。你有职业吗？干什么的？”
“眼下我在统计部门供职。”
“那么你讨不讨厌这一职业，觉没觉得干这活是大材小用？”
“不，”我回答说，“我不讨厌这个职业，而且绝对没觉得干这活是大材小用。虽然收入使我捉襟见肘，可我毕竟靠从事这一职业养活妻小。”
“可你拿着这弄得皱皱巴巴、打得歪歪斜斜的稿子，走街穿巷或是把它们邮寄，而且即便所有的稿件都被退回，也要继续写下去，你觉得有必要吗？”
“是的。”我说。
“可为什么呢？——请考虑好了再回答，这也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还从未有人向我提过。我想了会儿，其间主编开始审读我的小说稿。
“我——”我终于答道，“我别无选择。”
主编抬起头来，眉毛高扬：“这句话可非同一般，我曾听一个银行抢劫犯说过。当时法官问他，为什么要计划作案并付诸实施。他的回答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他很可能说得有道理。”我说，“这并不排除，我说得也有道理。”
主编不说话了，默默地把稿子看完。这篇东西有4页打字纸，看完它花了主编10分钟时间。趁他看稿的工夫，我赶紧琢磨了一下，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回答，但我没能找到。我喝着咖啡，抽了支烟。说实话，我真愿他等我不在场的时候再看那稿子。当他终于读完我的小说时，我刚点上第二支烟。
“我很喜欢你的回答，”他说，“但不喜欢你的小说。你还有没有别的稿子？”
“有，”我回答，连忙又从存放在口袋里的5篇稿子中选了一篇短的给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您读稿子时，我想到外面走走。”
“不，”他说，“你还是待在这儿吧。”
这第二篇小说要短些，只有3张打印纸，看完它刚好是我吸支烟的工夫。“这篇小说写得不错。”主编说，“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它跟前一篇一样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可这两篇东西，”我分辩道，“的确都是我写的呀。”
“这我就不懂了。”主编说，“实在有点难以置信： 第一篇小说写得晦涩艰深，因而成了那类尤其不值一读的宗教俗作；然而第二篇小说——我没有半点必要恭维你——这第二篇东西我认为相当精彩。——请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我无法向他解释，而且至今也没找到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作家与银行抢劫犯确实十分相似： 后者煞费苦心设计了窃案，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战战兢兢，撬开保险柜，却不知道能从里面捞到多少金钱和珠宝！他是在对自己可以窃得何种赃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押上了20年监禁、流放和劳改作为赌注！与此相同，小说家和诗人，每当动笔写一篇新作时，实际上都是在冒前功尽弃之风险。这就好比窃贼打开保险柜后，发现里面是空的，随即当场被拿获，从而使以前历次作案所得统统都被没收一样。诚然，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风格，有使自己与众不同的水印花纹，总之，有证明他“满师”的合格印章。然而，一旦别人，也就是说读者和评论家，给他打上这种烙印，真正的考验便随之开始了。因为从这时起，写作对他来说已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成了一种驾轻就熟的活计，虽属如法炮制却都带有“合格”的印章。对抢劫银行的惯犯和拳击场上的老手来说，每一次新的作案或每一场新的比赛，都比以前更加艰难和危险。因为这时，天真无知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当作家的想必也是如此，而且我敢说，许多作家都是如此，尽管他们的书斋里高悬着盖有行会大印的“合格证”。艺术家有各种各样的路可走，但唯独不能走的路是： 弃艺退休，让“下班”这个既非同寻常又富有人情味且令人向往的词在生活中兑现。——艺术家的词汇里没有这个词，除非此人的艺术已经到了永远或一时山穷水尽的地步，因而决心接受这一事实。那么，这人也就不再是艺术家了。然而这种选择，我是无法接受的。在一个书评会上我曾读到过这样的句子，其作者的姓名我已记不清了，故在此恕不提及，原文是这样的： 人不可能“有点”怀孕，而在我看来，人也不可能“有点”是艺术家，以此类推，无论人们喜欢从事何种职业，都无例外。
别无选择，——这句话虽非寻常之言，可我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这4个字对我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更好的回答。艺术是少数具有生命并能传延生命的活动之一，这既是对其从事者而言，也是对其接受者而言。就像生与死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万事万物很难一成不变一样，艺术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如法炮制的“熟活”。当然，有些人墨守成规地活着，不过这种人虽生犹死。有的艺术家、大师成了如法炮制的“熟手”，他们同时也因而无须向自己向别人承认，就自然不再是艺术家了。艺术家不会因为出了拙作而丧失自己的身份，而却是在开始害怕承担一切风险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拥有作艺术家的资格。
(宋健飞、叶澜 译)
【赏析】
为什么写作？伯尔的回答竟然是：“我别无选择。”这是伯尔初次投稿时面对杂志主编质询时的回答，但也是自己的终极思考：“别无选择，——这句话虽非寻常之言，可我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这4个字对我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更好的回答。”他认为，“艺术是少数具有生命并能传延生命的活动之一”。所以艺术不可能是经验产生的，艺术需要创造性和永远的创新。永远的冒险，永远的未知，这才是艺术和艺术家赖以生存的条件。倘若一位艺术大师变成按经验办事的人，那么他就已经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了。因此人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只是在面对写作或其他艺术创作可能带来的风险时，迎头而上的人变成了艺术家，畏惧风险的人只能作读者和评论家。写作的创新带来的是类似银行抢劫犯的冒险。也许他的写作在今世根本没有知音，艺术家是孤独的，如同曼德尔施塔姆所说，有时所有的理解和欣赏“需要一个天文时间”和“巨大规模的距离”。
但是写作的风险虽然巨大，却总有人痴迷其中，愿意在这场巨大的赌博中献上青春、尊严甚至生命。对伯尔来说，写作绝对不是脱离现实的田园牧歌，迎合人们懒惰、浪漫、甜蜜的心理和习惯。写作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幻梦，不可能是纯粹的唯美主义的诗歌。写作应该是制作刺人的针、剑，让人们无法躲避锋芒。作家的使命感让他们必须写出真相，让人们在刺激中猛醒，对即将发生的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从而避免更严重的损失。因此写作需要的是作家用一双真诚的眼睛——人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将自己看到的如实地传达给世人，让他们发现他们从未发现过的事实，因此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狄更斯便是如此，监狱、贫民窟、小偷等显然不是人们所愿意去看的，但是他描写了这些阴暗面和贫民的挣扎求生的艰难，条件恶劣的监狱、学校。他的描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也使人们考虑改善和改革。这才是真正的写作。
但人们总是不愿了解和面对真相，因为害怕真相所带来的不安，因为真相是丑陋而令人头疼的。而作家的写作无疑就是一场赌博，真正的作家不能用假象迷惑自己和世界。暴露真相是他的职责，但这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人们往往是逃避真相的。一旦现实血淋淋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否有勇气去接受这鲜血、丑陋和死亡？如果没有，显然，他们将迁怒于作家。人类是奇怪的动物，容易被迷惑和蛊惑，也愿意沉溺其中，不辨真伪。尽管希特勒是在监狱中书写了那么一本妄想狂的作品，大家却被激情蛊惑，群情激奋，世界终于踏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一旦有人捅破这层窗纸，却立刻受到攻击——“叛国”、“叛徒”等污蔑的罪名纷纷飞来。托马斯·曼如此，亨利希·曼如此，黑塞也如此。但是谁能否认他们对德国文学、德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呢？他们没有畏惧可能的或者说必然的攻击，敢于冒险把真相告诉世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不会因为出了拙作而丧失自己的身份，而却是在开始害怕承担一切风险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拥有作艺术家的资格。”
(石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