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金元文学的学术史意义及本书的编著意向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辽金元文学研究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上扬的趋势。与唐宋文学及其他时代的文学研究相比，辽金元文学本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元杂剧的研究相对来说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辽代文学、金代文学从整体上都是相当欠缺的。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吴梅、苏雪林的两本小册子，其他的专著，辽金元的文学专史就鲜有见及。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学研究的春天来临，文学史研究结出了更多的硕果。辽金元文学是其中异军突起的部分。以往关于辽金文学，在文学史上只有附在宋代之后的一章，足见其地位之弱小。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文学研究观念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辽金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若干部辽金文学的专著，使辽金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分支学科的性质和史的框架。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即是将金代文学研究上升到“学”的高度加以构建。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和 《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则是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辽金文学作专史的研究。近年来又有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周惠泉的《金代文学论》等，都是从整体上研究金代文学的显著成果。元代文学研究也有非常扎实的成果问世。邓绍基主编的 《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可说是20世纪后20年元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关于元代散曲的研究专著，如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巴蜀书社1993)，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这20年间有关辽金元文学的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而其研究方法对于前此的研究来说，显示了鲜明的特色。从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的研究论著，颇能体现近年来辽金元文学研究的新的方法论特色。与其他断代的文学史研究相比，整体性和务实性是很显明的。整体性是与以往在这个领域缺少史的建构相对而言，务实性是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 “宏观研究”和“新方法论热”中出现的某种蹈空履虚的倾向相对而言的。辽金元文学研究的这些年来的成就，基本上都是从大量的材料出发而在客观描述基础上进行阐释而成的。这种状况，使辽金元文学的成果有着厚重的学术力度，而不是像某些论著那样如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本书是《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之一卷，其编写宗旨和基本构想是与其他各卷基本一致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作为能够体现21世纪的学术研究方向、总结20世纪的研究成就的著作，是有着区别于其他文学史和研究专著的思路和构架的。应该说，本书与《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的指导思想(参见“总序”)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作为相对独立的一部著作，本书在编著中也考虑到辽金元三代文学在中国文学长河中的独特存在。一是辽、金、元自身便是三个不同的朝代，有其内在联系，也有不同的时代色彩与文学风貌，当然不能执一而论。对于辽金元文学的把握，是应该从各自的特殊的文学成就及社会文化特征来考虑的。以“辽金元文学的基本内容”而言，就是充分考虑辽金元文学各个时代、各种体裁的创作而设计的。辽代文学与金元相对而言内容较少，故合为一章; 金元两代有些体裁的创作上下连通，故合在一起陈述，如《金元词概述》《金元杂剧概述》等。这一部分又充分考虑到辽金元文学的独到的文学贡献，故列金诗为一章，元诗为一章，散曲为一章，杂剧为一章，小说为一章，南戏为一章，散文为一章，骈文为一章，金元词为一章。关于“辽金元文学与社会文化”，则选择了与辽金元文学关系密切的一些因素，如与宗教的关系，与哲学的关系，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与艺术的关系，与文人境遇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对辽金元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有很强的学术前沿性。这种从多视角来观照辽金元文学的思路，是近年来学术观念创新的产物。这部分是与其他断代的“通论”在形式上相一致的，但就内容而言，则是从学术层面更为“全景”地展现了辽金元文学的特殊风貌。

本卷的作者皆为国内辽金元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上，都是卓有成就、有独到见解的。但由于出于众人之手及本卷主编的经验不足与思维疏浅，书中肯定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祈望大家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