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孙瑜编导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开始上映。这部依据清朝末年武训“行乞兴学”事迹为主要内容的传记影片上映后，最初获得一片赞扬，先后在全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赞扬这部影片，赞扬武训。有的文章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个旗帜；有的文章说武训一心为穷孩子办学的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有的文章说上映《武训传》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等。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以提高广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水平。

1951年4月，《文艺报》重新发表了鲁迅批评“武训精神”宣传者的短文《难答的问题》。接着《文艺报》又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批评《武训传》编导者的错误观点。1951年5月21日，毛泽东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该文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此文发表后，在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武训传》运动，周扬、胡绳、何其芳等均发表对《武训传》的批评文章，认为《武训传》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美化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贬低农民革命的作用，歪曲历史发展的面貌等。编导者孙瑜也写了《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一文进行检讨。这样，就把最初由对《武训传》的正常讨论，变成了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文艺思想问题。在批判中，公开点了所谓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四十三篇文章及四十八个作者的名字，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凡是歌颂过武训、赞扬过《武训传》的人，都要作检讨。甚至说他们是反对土地改革，反对抗美援朝，反对镇压反革命等等，这就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这不仅大大挫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开创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文艺思想问题的先例。这种做法，正如胡乔木同志在1985年9月5日召开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所指出的，这个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