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琫准(1854——1895)，朝鲜近代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他领导的甲午农民战争，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

全氏，字明淑，号海梦，出生在朝鲜南方全罗道高敞郡(另说古阜郡)一个乡村塾师家庭。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李氏朝鲜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崩溃的时代。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打开朝鲜大门，蜂拥而入，强迫李朝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而封建统治者“不念国家之危殆……骄侈淫眠，无所畏意，八路鱼肉，万民涂炭”。朝鲜全罗、庆尚、忠清南三道是当时主要产粮区，也是皇粮和地税的主要来源。围绕土地问题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和对立十分尖锐。

自从1876年朝鲜近代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朝日江华条约》缔结后，釜山、仁川等地又被辟为通商口岸。在封建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榨下，农民要活命，不断起来进行斗争。全氏的父亲全彰爀，就是在1892年古阜郡一次农民暴动中被捕，死于乱杖之下。内忧外患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全氏从小就对社会现实不满。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890年加入了盛行南方的东学教，并当上古阜地区东学教接主(即东学教的地方首领)。

东学教，为1860年庆尚道庆州府人崔济愚所创。它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结社，虽称东学(东方之学)，与西学(天主教)相抗。它假借宣传宗教发展组织，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在贫苦农民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朝鲜十九世纪末的农民起义便自然同东学教联系在一起。

1893年，古阜郡一带适逢歉收，郡守赵秉甲依然巧取豪夺，强征万石堰水税，规定每下一斗种子，好田要交税二斗粮食，次田交一斗。农民多次要求减免，他非但不允，反而拘捕递送呈文的农民代表，并把这笔共计700石的重税纳入私囊。全氏挺身而出，两次到官衙为民陈情都被赶了出来。现实使他切身感到对付贪官污吏光凭请愿不行，唯有奋起反抗。他联络当地宋大和等东学教人密议起兵，计划打古阜，占全州，捣京城，灭权贵。

1894年(农历甲午年)2月15日(阴历1月10日)，全氏率领东学教徒与非教徒农民数千人，乘夜攻破古阜邑三门，袭击郡衙，夺取武器，占领该邑。郡守赵秉甲仓皇而逃。起义农民在全氏指挥下，烧毁地契、卖身契，惩办或赶跑残暴的官吏、地主和土豪，砸开牢门释放无辜的百姓，打开仓库把强征去的税米重新发还农民。全氏领导农民起义达到初步目的后，将主力转移到离古阜不远的马项市场待机。一面观察政府动向，一面呼吁邻近地方的东学教接主发动民众，举旗响应。

封建政府得悉古阜起义后，马上派长兴府使李容泰为古阜郡按核使，前往镇压和招抚。李容泰来到古阜，对东学教徒和参加古阜起义的农民大肆捕杀，甚至株连家属。因此，全氏率领农民群众再度攻占古阜，赶跑按核使。接着，攻克泰仁县，活捉了县监。后又占领军事要地和政府粮库所在地——古阜郡白山。5月2日(阴历3月27日)，发布了有名的白山檄文，阐明斗争宗旨：“吾辈举义至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举凡苦于两班(即封建贵族)、富豪之民众，与夫受辱于方伯(即道观察使)守令(即郡守)之小吏，皆与吾辈同其怨恨，勿少踌躇，勿失良机，其速奋起。”云云。

全氏在白山扎营不到几天，就有8，000多人在东学教接主孙和中、金开南、金德明等人带领下，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其中，不仅有东学教徒和普通农民，还有奴婢和城市贫民，甚至还有一部分失势没落的两班、儒生、乡班(即地方上的两班)和地方胥吏。起义农民一致推戴全氏为总大将，孙和中、金开南为总领管，金德明、吴时泳为总参谋，崔景善为领率将，正式编成农民军，队伍达一万几千人。斗争纲领是：一，不杀人，不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倭夷，澄清圣道;四，驱兵入京，尽灭权贵。农民军头缠白巾，手持竹枪，士气昂扬，高高揭起“辅国安民”的大旗，乘胜前进，连取扶安和金沟两县。

全氏在白山起兵的消息，震动了全罗道53个郡县。全罗道监司(即观察使)率官兵和临时招募的壮丁千余人来打古阜。全氏以伏击战术，于5月11日(阴历4月7日)晨，在离古阜20朝里的黄土岘全歼官兵。当夜又攻克井邑，直逼全罗道首府全州。封建政府匆忙派全罗兵使兼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即全罗、忠清两道)招讨使。洪率京师乘清朝军舰由水陆两路南下，抢先进驻全州。壮卫营是京师精税部队，由外国教官训练，使用洋枪洋炮。全氏考虑到农民军火力不足，尚需夺取地方官衙武器装备自己。决定暂不攻全州，而先打全罗道西海岸各郡县，连破兴德、高敞、茂长，农民军愈战愈强。

全氏在茂长，偕同孙和中、金开南等人再次联名发表文告，进一步阐明他们“以辅国安民为死生之誓”。在他们号召之下，各地纷纷爆发了农民起义。洪启薰京师惧于农民军的声威，不敢出讨。后得知京城又派出援兵才从全州南下，沿途烧杀掠夺。全氏立即挥师北上迎战，在长城黄龙村伏击敌军，重创京师主力。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全氏领导农民军开始在各郡县建立农民自治机关“执纲所”。这是农民革命政权的萌芽形态。它由农民军选出执纲一人和议事员若干名组成，专事处理民间庶政，由各郡邑官吏协助工作。全氏还为农民军制定了“降者受待”、“贫者赈恤”、“贪者追之”、“奸者除之”等12条纪律，“若违反者囚之狱”。农民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拥护。一位日本记者在当年5月26日东京《日日新闻》上报道说：“东学党有不耽酒色，不吸烟等规定。人人遵守。……严禁践踏农田，妨害农作。……所到之处，都以现金交易。商业照常进行，无危害之患。在人民中声誉很好。”

在胜利的形势下，全氏不失时机地率农民军主力继续向全州进发。全州判官闵泳升第一个逃走，守城军放了几炮也四散逃窜。农民军当天5月31日(阴历4月27日)就打下全州城。全州既是朝鲜南部一个重要战略要地，又是李氏王朝发祥地。攻克全州的消息给各地人民莫大鼓舞。除全罗道外，忠清、庆尚、京畿、江原和黄海各道，也接连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古阜农民起义终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农民战争。

全州失守，各地农民起义，全国交通断绝，京城粮源切断，使李朝封建统治者大为震动。他们不惜卖国，暗地里敦请清朝政府“遣兵代剿”。为了赢得时间，一方面增派京师阻止农民军北上;一方面向农民军提出媾和。他们劝诱说，若两军继续交战，不仅王朝圣地全州将变成一片废墟，而且外国军队还会趁机出兵干涉。他们假惺惺地提出双方同时撤出全州，许愿设法使外国军队撤走，表面接受农民军关于实行各项政治改革的要求。

全氏打下全州后，准备同忠清道农民军会合，直取京城。可是，以东学教第二教主崔时亨(海月)为首的一派上层领导，却极力反对农民起义扩大发展。甚至向各地发出通告：“借道酿乱，不义也。湖南(即全罗道)全琫准和湖西(即忠清道)徐璋玉，皆为国家之罪人、师门之逆贼。吾辈当聚力而攻之。”农民军在全州攻防战中伤亡较大。农忙季节来临，多数农民军战士归乡心切。另外，还畏惧清、日两国军队借口出兵。在这种情况下，全氏不得不暂时放弃北上，6月10日(阴历5月7日)，同官方缔结了“全州和约”。农民军于次日即占领全州第12天后撤出该城。这是全氏在政治和军事上犯的严重错误。

在和约中，农民军提出12条改革弊政的方案。从内容上看，它反映了农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要求。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平分土地”和民众参与国家管理。全氏为推进改革，除整顿和加强各地的执纲所外，还用武力在罗州、南原和云峰三邑也建立起执纲所。全罗道53个郡县的实权一时都掌握在农民军手里。但是，地方官吏暗地里阻挠改革方案付诸实施。执纲所里不少投机分子热衷搞个人私利，致使执纲所始终未能起到农民革命政权的作用。

清兵应朝鲜政府要求，于当年6月8至10日在忠清道牙山登陆。在南下全州时，由于“全州媾和”已达成，因此止兵。可是，日本却借口天津条约(中日有共同派兵权)、济物浦条约①，大举出兵，使中日两国关系顿时恶化。蓄谋已久的日本终于在7月25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与朝鲜的战争。

9月，清军撤出朝鲜后，日本与朝鲜官军勾结在一起，把矛头转向农民军，对全罗道、忠清道一带农民军主力进行围剿。全氏决心再次起兵，赶走日军，尽灭权贵。10月中旬，崔时亨一伙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联合抗战。各路农民军陆续开往论山，与全氏会合。全氏在大多数东学教徒和农民军的支持下，11月中旬率10万大军北上，在公州与日军和官兵展开激战。由于日军武器精良，农民军惨遭失败。年底，三南一带几乎全被官兵和日军所控制。各地两班、土豪也卷土重来，组织“民包军”、“守城军”，协助官兵与日军夹击农民军。那伙一度参加东学教、农民军或执纲所的两班、乡吏，这时也都纷纷叛变，告密，捕杀农民军。

全氏失败后，毫不动摇。是年12月，辗转至全罗道淳昌一带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不幸被叛徒金敬天出卖被捕。全氏被关押在日本公使馆。敌人软硬兼施，时而严刑拷打，时而诱以高官厚禄。全氏坚贞不屈，怒斥道：“你们是我的敌人。我是你们的敌人。我一心要除尽你们，整治国家。如今落入你们手中，要杀就杀，何须多言!我可死于敌人之手，但决不伏敌人之法!”1895年4月23日(阴历3月29日)，全氏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年仅41岁。

全氏为朝鲜农民阶级的革命事业英勇战斗了一生。他所领导的甲午农民战争坚持了一年之久，是朝鲜人民从十九世纪末展开的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它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冲击，可以说是后来反日义兵斗争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声。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限制，甲午农民战争失败了。全氏反帝坚决，而反封建却不彻底。他提出“驱兵入京，尽灭权贵”，仅仅是为“澄清吏治”，并不想推翻李朝封建统治。在军事上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在斗争中缺乏严密组织，也没有提出足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纲领。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远去英雄不自谋。

爱民正义我无失，

爱国丹心谁有知?

这是全氏一首遗诗。相传是他临刑前吟诵过的，表达了他为国为民奋斗终身、死而后已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无力扭转乾坤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