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诸子散文·孔丘与《论语》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ōu邹)邑(今山东曲阜)人，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幼年失恃，家境贫穷。早年他曾为“委吏”(管理粮草)、“乘田”(管理畜牧)等小官;五十岁左右曾为鲁国“司空”(主管工程)、“司寇”(主管司法)，但不久去职。后周游宋、卫、陈、蔡、齐等国，聚徒讲学，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均不为所用。六十八岁时，又回到鲁国，继续办学，并从事著述、整理古籍，编订了《诗》、《书》等重要文献，根据鲁史修订了《春秋》。他从事教育多年，传授生众甚夥，相传弟子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二贤人”，均有名字可考。年届七十三岁，病卒。孔子后裔繁衍至今已达八十三代，孔氏族人逾二百万口，正在进行《孔子世家谱》第五次修订。

死后，孔子弟子们为纪念老师，特将他平时言行及与弟子问答提炼、编撰而成一部著作，称《论语》。全书凡二十篇，五百十二章，一万五千余字。篇名无义，摘每篇篇首几字而题。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主要经典著作，是研究孔子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书篇幅简短，语言质朴精湛，文体为语录体散文。其中有若干精辟言论，常为后人所称引，并发展为格言或成语，对后世文学语言影响巨大。此书，在汉代就有人为其作注释，但已散佚。现存最早的注本是魏何晏的《论语集解》(也称《论语注疏解经》)。宋朱熹将它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加《孟子》合称为《四书》，并为其作注。其中《论语》注释，曰《论语集注》，是一部广为传授的旧注本。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也有参考价值。

《论语》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和文艺等诸多方面，是一部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最直接而可信的古籍。以下简述一下孔子思想体系中的若干理念与观点——

孔子的天道观，涉及对宇宙、自然界运行规律的看法。《论语》中提到“天”这个字有十八次之多，其中孔子自己说的十二次半(有半次是学生听别人说的)。“天”的含义有三：一是自然之天，二是义理之天，三是命运之天。当时人们多信鬼神和卜筮，而孔子并不迷信。庄子曾说过：“六合之外，圣人(孔子)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孔子治学严谨，主张多闻，多见，并让“学、思”结合，因此，他平生不讲“怪、力、乱、神”。在宇宙间、在自然界中是否真有主宰者，他采取“阙疑”态度，“存而不论”。对于一切事物，应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对无根据的夸夸其谈。从这十几次涉及“天”的语言环境看，也不能遽为认定他真的相信“天有意志”，自然界和社会发生的一切现象，“天是其主宰者”。其实，在许多场合，孔子言“天”，只不过是借“天”自慰，或者发泄某种感情而已。

孔子的政治观。在春秋时代，身处下层而心怀“救世之志”，没有人能与孔子相比。他那种揣着自己一套救世理念而“席不暇暖”地周游列国去传道的热情和坚韧精神，的确很难得。但最后却落得一个“不识时务”的讥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历史无情，“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杨伯峻语)。

孔子“救世之道”究为何物?约而言之，就是礼、法、仁、义四字。礼与仁，在孔子学说中，是两个互为表里的重要政治范畴。“礼”，包括礼仪、礼制和礼器等。礼，是人的行为准绳，也是孔子唯一的斗争武器。而礼的核心是“正名”，其目的是确保君臣、父子各自名分，维护人伦纲纪的尊严，希望再现周初的礼治精神。但不要求、也不敢要求全面复辟已经崩溃的奴隶制。在孔子思想上，实行“王道”是最高纲领，是其理想所在。因而，他大倡“仁学”。“仁”究竟怎样定义?从字的结构看，仁，即“人偶”，是当时耦耕的组合形式，在协作生产时，要求密切互助。这个互助关系，正是植根于宗法土壤之中;而“仁”的中心思想，是“亲亲”，其出发点是讲究“孝弟之道”，实行宗派秩序，即孔子所说：“君子篤于亲，则民兴于仁”，最终实现“天下归仁”。(《论语·泰伯》)“仁”，包含着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但它的大节要求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在后世诠释中，“仁”，往往与“爱”成为同义词，但孔子说，仁者“爱人”时，实际上，对不同身分的人，有着不同程度的“仁”，是具有差别性的。这种“亲之为大”(《礼记·中庸》)的“仁”，只适用于有特定身分的人，不包括一切民众;所谓“泛爱众”，也不是“统一的爱”和“爱一切人类”的同义语。因此，源于春秋以前耦耕时代，流行于春秋中叶之后，并在孔子手中予以系统化的“仁学”，其“基本立场仍站在奴隶主统治者一边，没有违反礼治的原则要求，没有改变仁与礼的关系，……在历史潮流之冲击下，为了‘争民’的迫切需要，不得不在态度和方法上作出一定的机动适应”(见刘毓璜《先秦诸子初探》)。

如上所述，孔子的政治观，基本倾向是保守的，但也不宜全盘否定，其中有些如仁学的某些合理因素，应当加以肯定。至于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其他方面，尚有若干积极的东西，是应当进行认真挖掘与发扬的。比如——

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处世之道与交友之道，就有若干可取之处。对于为人处世，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于处事，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于友朋之间，甚至亲人之间，也要注意留有余地。他在《论语·季氏》中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谈论交友之道，孔子特别提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之论，教导学生结交益友，勿交恶朋。如何与朋友相处，他也有“侍君子有三愆”的忠告(详见《论语·季氏》)，希望对自己言行掌握好尺度，如此等等。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事业主要在于教育，而不是政治。在孔子眼里，即使是政治，也要通过教育实现的一种伦理境界”。(美·杜维明语)他首倡“有教无类”，并打破“学在官府”的桎梏，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让官学下移，使文化知识向大众传播，其贡献甚大。在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上，则重视因材施教，激励学生学习自觉与积极思考，要求学生虚心认真学习，并持之以恒等等(详见后人整理的《孔子论学十则》)。经过数千年时间汰洗而留下来的这些经验，在今天，仍有很大的仿效价值。

在孔子教育思想中，还有一个“君子之道”，也值得重视。在今天看来，他的那个“君子之道”，实质上是“育才之道”。它把智育与育人紧密结合，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一批具有儒家人格的高尚伟大的社稷栋梁。他们是胸怀天下，奋发有为，任重道远，以“归仁”为己任的君子式人物。这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是有贡献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步骤。

孔子在文艺方面，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文艺理论，但《论语》中记录孔子说诗、论乐和鼓瑟、听歌的地方，约有二十多处，可知其文艺上的真知灼见。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把诗歌具有的陶冶性情，观察社会，团结教育和讽谕朝政等多种功能，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都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概括，确实很有见地。它对后世文艺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孔子一生还有一项重要事业，就是进行了文化整理工作。他在系统继承的基础上，作出了独创性的功绩。《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这时“自鲁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这里所说“修诗书礼乐”，并非指孔子亲自撰写，而是针对“废缺”现状，进行了“删诗”，“序书”，“订礼”和“正乐”工作，达到各有侧重的整理。孔子将修订“六艺”同兴立“四教”结合了起来，既有继承又不乏独创，以“鉴古”手段，达到“救世”目的。他对古代文献的全面综合整理结果，为后世了解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和历史依据，其功当不可磨灭。

当然，孔子生当社会大变革之际，一个出身于没落阶级的知识者、文化人，其所产生与形成的思想体系，不能不留有时代烙印和阶级痕迹。体系中所涵藏的内容，当有适应历史潮流的积极方面，也不会没有违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后世对孔子的为人及其学说，应当作出公允的客观的剖析，不应否定一切，也不宜全盘肯定。后世有些论者用“泛人性论”来观照孔子学说，抹去历史痕迹，抽掉客观存在的阶级性来谈论孔子思想，并企图从《论语》中寻找契机，进行纯粹的“自我心灵洗礼”。这样做，既篡改了历史，不符合孔子真实，又对科学地正确传承与发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不利。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世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