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赋·西汉初年的赋作

汉初至武帝初年的七八十年间，是汉代赋体文学的形成期。这一时期，楚汉之争的战火刚刚停息，社会进入恢复，黄老思想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此时的文人大多承战国游士之风，积极投身现实政治，针对社会问题，发抒己见，激浊扬清，期望有所作为。但这一时期政治形势复杂，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依附于统治集团的文人个人经历并不顺遂，有的甚至怀有惊恐忧悲的心态。于是，战国时屈原激情唱出的楚骚悲音就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上的亲和力，在朝野竞效楚音的背景下，他们追屈仿骚，创作了不少骚体赋，从而使骚体赋成了汉初赋体文学的主要形式。

但是，汉初数十年，社会在走向安定，文化上的统一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因此，赋体文学除了上继骚音之外，还在酝酿着新的形式，殆枚乘《七发》出现，汉代赋体文学的新形式——散体赋便初露端倪。这种新形式，显现了对先秦文学中的诗(《诗》《骚》)文(诸子散文、纵横家说辞)的整合，昭示了汉赋创作的文体特征和表现特点。

这一阶段骚体赋的创作代表主要有贾谊、严(庄)忌和化名“淮南小山”的淮南王刘安的一些门客。他们创作的《吊屈原赋》《𫛳鸟赋》《哀时命》《招隐士》是这一时期骚体赋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以骚体的形式，抒发悲忧之情，宣泄内心怨思，是楚骚悲音在汉初文人心中的回响。但由于时代变化了，汉初文人的遭际和面临的矛盾，毕竟与屈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汉初的骚体赋与屈原的作品在情感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较大的差异。

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在《吊屈原赋》的前半部分中，他以一连串的富于形象性和象征意味的比喻，既表达了对屈原的真切同情，又概括了旧时代贤者居于下位，小人得志猖狂，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现实。贾谊的同情是真诚深切的，其概括是深刻的。但屈原的时代是诸侯纷争的时代，他面临的是宗国灭亡的危机，他同党人的冲突是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的冲突;贾谊的时代是大一统的时代，他面临的是不被君主信用的问题，他与绛、灌之属的矛盾是新锐与既得利益者的矛盾，是黄老思想同儒、法思想的矛盾。正因为如此，贾谊虽然同情屈原的不幸，对屈原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不赞同，他说：“般纷纷罹此尤也，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看到了战国时列国对峙给屈原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但他不清楚屈原沉浸其中的感性文化给予屈原的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贾谊既同情屈原，又责备屈原，他自己则表示要取“固自引而远去”的态度，以在精神上保持一点人格的独立性。贾谊同屈原的思想情感是不同的。

更具体而清晰表明贾谊“固自引而远去”人生态度的赋作是《𫛳鸟赋》。这篇赋，理性意识显著，以艺术形式表现了他对人生、生死问题冷静、严肃的思考。在赋中，贾谊以道家思想特别是以庄子思想为指归，对人的名利和生死问题表达了超越性的看法。贾谊从自然界中万物变化无休谈起，指出了事物的相对性和互相转化的普遍性，他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由此，他想到了人：“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 ”建立在这种相对性的基础上，贾谊否定了“贪夫”、“烈士”、“夸者”、“怵迫之徒”，表示自己要追随“独与道俱”，“独与道息”的“真人”。贾谊在实际上当然不能超越生死，他心中悲哀愁苦也不能因此消失，但他这种玄远、深邃的哲理思考，却使他暂时找到了精神的避难之所。

《𫛳鸟赋》是一篇成熟的哲理赋，《文选》将之归入咏物类，是失察。这篇赋的内容以及以赋说理的形式，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扬雄、张衡、苏轼都受到了启发。全赋采用问答方式谋篇，句式以四言为主，可说是集中了《诗经》、荀卿赋和宋玉赋的特点，它表明了汉赋同《诗经》的关系，是对荀卿赋的继承，也表现了对楚辞特点的吸收。

严忌，本姓庄，后世避汉明帝之讳，改姓严。在汉文帝与汉景帝时期，他先在吴，后在梁，为诸侯王上宾，但内心并不平静。他的《哀时命》名为哀屈原，实以自哀，其“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身既不容于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概尘垢之枉攘兮，除秽累而反真”、“愿一见阳春之白日”等语，真实地表现了处浊世、居危国因而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苦闷心理。《招隐士》一篇，或以为招屈原，或以为表现了刘安“招怀天下俊伟之士”的欲望，皆不足信。细绎赋意，当是刘安门人闵伤刘安而作。全赋写出了山中幽绝恐怖，高洁孤独，发出了“王孙游兮不归，春草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的慨叹，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表达了企盼王孙归来的心情和幽怨悒郁的思绪。以上这些赋作，都较明显地体现了汉赋形成期楚骚悲音与道家思想会通的时代特点。当然，由于时代到底不同，政治形势有了重大的也可以说是根本的改变，汉初骚赋与楚辞在具体的思想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

汉赋形成期，最后也是集大成且开辟汉赋典型体式的赋家是枚乘，《七发》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枚乘的赋作有九篇，现仅存《七发》《柳赋》《菟园赋》，后两篇有人疑为伪托。那么，可靠的仅有《七发》了。这篇赋，内容上是讲吴客以七事启示楚太子，治好了太子萎痹之病。全赋就在说明声色犬马田猎饮食之乐，不如圣贤之言的益处。若仅是如此，确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意义并不很深。然而我们深入开掘一下就会发现，这篇赋奠定了汉赋在审美取向上对壮美的追求，这是十分重要的。

《七发》写吴客问疾楚太子，首先就深刻分析了纨绔子弟在对腐化生活的追求中必然会有“四患”的道理。在分析之后，吴客以壮美的事物来开拓楚太子的心胸，升华他的精神境界。“天下至悲”的音乐，“天下至美”的美味，“天下至骏”的良马快车，“天下靡丽皓侈广博”的游观、声色之乐，“天下至壮”的田猎，“天下怪异诡观”的波涛，都是充满崇高意味的壮美事物，吴客用这些事物开拓楚太子的心胸，使他终于抬起了沉陷在萎靡中的眼睛，唤醒了他作为人而具有的追求美好事物的精神。《七发》的价值正在这里。它所表达的对壮美事物的追求，体现了汉人的精神境界。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正是汉人那种征服外在世界、占有外在世界的精神，形成了《七发》对壮美崇高的追求。《七发》所确立的审美取向，后来成了汉赋主要的审美追求与审美特征。有人说汉赋在审美上是“以大为美”，确实不错，而这一审美追求是由《七发》所确立的。

《七发》在题材的选择和内容表现上也很有特点。它以叙事状物为重点，开拓了赋体文学的题材，将赋家的笔触由较多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引向了更多地表现外在事物。在对对象的具体表现上，《七发》着力追求表现的完整性。叙事状物的题材选择和注重外在事物的完整表现，奠定了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的创作取向和表现特点。

《七发》发展了“假设对问”的结构形式，对汉赋“述主宾以首引”的谋篇方式有直接的奠基作用。至于分赋七事，层层递进，将主题明朗化，也富有创造性。

总之，《七发》这篇赋作，导致了汉赋审美特点的形成，奠定了汉赋艺术审美追求的方向。它体制上韵散相间，四六言句式相错，这些都标志着汉赋已经成熟并走向定型化。由于《七发》有这些成就，它就成了后世人们模仿的对象，于是“七”就成了一种文体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