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诗歌·文人五言诗·汉代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创作
现存汉代文人五言诗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有作者名字作品，一种是无名氏作品。第一种作品大体又可分为三种类型：1. 乐府类，2.咏史、见志类，3.赠答类。
在汉代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中，乐府类的作品数量最多，张衡的《同声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和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等可之称为代表作。班婕妤的《怨歌行》因为与文人五言诗问题有关，我们也暂列于此并先作讨论。
《怨歌行》最早著录于《文选》，《玉台新咏》题名《怨诗》，并有序曰：“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关于班婕妤的故事，见《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班婕妤传》：“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文选》李善注：“五言《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后赵飞燕宠盛，婕妤失宠，希复进见。成帝崩，婕妤充园陵。薨。”这是关于此诗最早的记录。
但《汉书》中只说班婕妤作赋，并录之，却没有说她作诗之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宋人严羽《沧浪诗话》：“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由于有这几条原因，所以近人梁启超、徐中舒、罗根泽等人都表示怀疑①。逯钦立也认为此诗非班婕妤所作，但是他否定了所谓颜延年作之说，也不同意是东晋人的伪作。他说：“按颜氏所谓乐府，当指郭茂倩《乐府诗集》，然郭书实作班氏，不作延年，严氏所说，恐不可信。且即使古代乐录有此题署，亦仍不足据。”因为在颜延年之前，早有西晋人傅玄《怨歌行·朝时篇》、陆机《班婕妤》等模仿班婕妤的《怨歌行》。可见此诗最早也当产生于西晋之前。“检咏扇之作，西汉綦罕，东汉作者，则约有四五家之多，然各家所撰，率以君子之用行舍藏者，为唯一之托喻，前后二百年中，殆无大异”。唯魏文帝《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和王粲《出妇赋》命意同于《怨歌行》，“总上所述，合欢团扇之称咏，见弃怀怨之意境，悉可证其始于邺下之文士，可知传行西晋之《怨歌》，亦必产生于斯时。大抵曹魏开国，古乐新曲，一时称盛，高等伶人，投合时好，造为此歌，亦咏史之类也。殆流传略久，后人遂目为班氏自作”②。
按以上诸家所论，当以逯钦立说最为有力。他认定此诗最早也应在曹魏时期，应为不易之论。但是我们并不同意他的“高等伶人”拟作说，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猜测之词。团扇之喻，在东汉时期固然多写用行舍藏，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班婕妤可用之比喻君王恩宠，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正好是她的创造。同时，也正因为她的这一创造，才开启了后人的模仿。西晋人傅玄的《怨歌行·朝时篇》云：“自伤命不遇，良辰永乖别。已尔可奈何，譬如纨素裂。”此诗模仿《怨歌行》咏叹班婕妤之命运，其用辞命意之相同，正好说明团扇之喻与班婕妤创作之间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西晋人陆机的《班婕妤》一诗云：“婕妤去辞宠，淹留终不见。寄情在玉阶，托意唯团扇。”可见在西晋人陆机的心中，团扇之作，也定是班婕妤无疑。西晋与曹魏时代前后相接不过几十年，若《怨歌行》为曹魏时“高等伶人”所作，傅玄陆机等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拟作。因此我们以为，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诗为伪作之前，是不能轻易怀疑的。
张衡的《同声歌》首见《玉台新咏》，刘勰的《文心雕龙》曾经提及：“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张衡的《怨诗》仅留残句，属四言。所谓“仙诗”，当指此篇。因为此篇写男女情爱，又有“素女”、“天老”、“轩皇”之语，和汉代流行的房中仙术有关。《乐府解题》说：“《同声歌》，张衡所作也。言妇人自谓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莞簟，在下以蔽匡床;衾裯，在上以护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这首诗写得生动亲切，情调欢快，因而颇受后人重视，陶渊明的《闲情赋》可能受到了它的影响①。辛延年的《羽林郎》是一首叙事诗，写西汉霍光家奴调笑酒家胡姬之事。据朱乾《乐府正义》考证，此诗假托西汉故事，实则是对东汉外戚窦宪、窦景兄弟飞扬跋扈、强夺财货、欺略妇女的愤慨与讽刺。诗中有模仿《陌上桑》之处，如对酒家胡姬穿戴打扮的描写，酒家胡姬义正辞严的反抗，但风格有所不同。《陌上桑》具有一定的喜剧性，而此诗批判的锋芒毕露，具有更强的社会意义。宋子侯的《董娇饶》则是一首咏物抒情诗：诗分三段，第一段写路旁盛开的桃李正在春风中摇曳，顾影自怜，不知谁家采桑子却折断了枝条使花叶飘零。第二段写花与采桑子之间的对话，第三段抒情结尾。整首诗描写形象，想象新奇，中间对话一段尤其精彩，以花的飘零喻人青春的美丽和生命的可贵，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蔡邕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诗文赋作很多，今存五言诗有《翠鸟诗》和《饮马长城窟行》。其中《饮马长城窟行》是其代表作。此诗写家中妻子思念远行丈夫之情，委婉曲折，描摹细腻，造语生动。前面极写相思之苦，因景生情，因情入梦，青草绵绵，情思悠远。中间以枯桑因寒风而凋落，海水因天寒而结冰，喻两人各在一方的孤苦凄凉。结尾写接到书信的心情。先是高兴，呼儿解书，长跪而读;后是失望，因为书中并没写丈夫归期，只言保重怀念而已。陈祚明曰：“此篇流宕曲折，转掉极灵，抒写复快，兼乐府古诗之长，最宜诵读。子桓兄弟拟古，全用此法。”①话说得不错，此诗在艺术创作上很有特点，从中亦可看到从东汉到魏晋文人创作五言乐府的发展轨迹。
以上几首诗说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和乐府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面我们在东汉乐府诗一节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汉代文人们从何时开始了乐府五言诗的创作?这一问题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弄清。但是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看，文人们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参与了乐府诗的创作。如此说来，西汉文人就有创作五言乐府诗的可能，如有的人就把辛延年和宋子侯都看作西汉文人②。综合汉代五言乐府诗的整体情况，我们认为，汉代文人参与五言乐府诗创作的时间应该是比较早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出于乐府，这已经是学者们早已公认的事实。有了文人五言乐府诗的丰富创作实践，才会有《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文人五言诗的产生，这也应该是比较合乎汉诗发展规律的推测。由此可见，重视汉代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也是我们认识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汉代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中，第二类是咏史、见志类的作品。其中班固的《咏史》诗在研究文人五言诗发展上尤其值得重视，其原诗是：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所咏是汉文帝时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①。钟嵘在《诗品》中说：“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班固老年因窦宪事而系狱，死于狱中。此诗所写，可能与此有关，盖由缇萦救父而伤自己诸子不肖，是一首有寄托的诗。它开创了中国咏史诗传统，对后世咏史诗创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语言形式上看，此诗也值得重视。它叙事简洁得体，层次分明，语言整齐而简练，全诗每两句一层意思，层层相衔，决不重复，也不拖沓。从用韵上看，全诗共16句，皆隔句押韵，一韵到底，用的是耕部字。再从平仄对仗上讲，按六朝以后对五律的要求，二、四两字平仄互异。这首诗除了第一句、第四句与最末一句外，其余11句全部符合要求②。押韵与平仄相间的意义，在于表现诗歌语言上的形式美，它的有规律使用说明诗人对这种诗的节奏之美已经有了相当好的体会和把握，这里面已经包含了诗人主动追求形式美的自觉创作倾向，说明文人已能很好地运用五言这种诗体，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①。
郦炎的《见志诗》二首亦很有特色。第一首写自己胸怀大志，不信命运之说，英雄虽有穷困之时，但终将建功立业，流芳千载，“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诗中充满了昂扬奋发之气。第二首则写自己怀才不遇，先以灵芝、兰草不植泰山为喻，下以贾谊为例说贤才不为世用，“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两首诗从两个方面表现了封建社会下层文人的悲惨境遇和复杂心理，具有一定的抒情代表性。六朝以后左思、鲍照等人怀才不遇的抒情诗显然与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秦嘉与徐淑夫妇二人的赠答诗，是汉代文人诗中的杰作。现存秦嘉《赠妇诗》四首，徐淑《答秦嘉诗》一首，其中秦嘉诗中的三首是五言诗，另一首为四言;徐淑的诗为骚体。
秦嘉字士会，生卒年不详，陇西(今甘肃东南部)人。桓帝(147—167)时为本郡上计吏。入洛阳，除黄门侍郎，病卒于津乡亭②。他的三首五言《赠妇诗》作于他自郡国举上计赴京师之前。当时他的妻子徐淑住在母家，他想把妻子接回面别，便修书一封，说自己“当涉远路，趋走风尘”，“惨惨少乐”，想与妻子相见，并“有所嘱托”。但徐淑因为有病，却无法回来，于是也写信一封，并附诗一首，表达自己不能见面，有违情敬，更不能相随，徒增思念的离情。秦嘉接此信后，“甚失所望，兼叙远别”，便再写回信，诗三首，并赠宝镜一面，宝钗一双，素琴一张，及其他物品与徐淑，以示自己无尽的情怀。徐淑则又以“旄牛尾拂一尾，可以拂尘垢”和其他旅途之物与书信一封回报①。其中秦嘉的第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徐淑的答诗是：“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这是我国古文献上最早记录下来的一段叙述文人夫妻离别之情的佳话，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作者姓名的最早一组夫妇赠答诗，情意深长，语语动人，堪称此类诗之典范。当秦嘉得知妻子不能面别的复信时，百感交加。他想到自己即将远行，而妻子此时却正卧病在床，饭肴难进，长夜难眠。由此追想自己与妻子少小的孤苦，感叹婚后欢乐时光不多，念及明日开始的别离，真是临路惆怅，愁怀难解。对妻子的担心，他自有体察，以贞士自许，表示自己绝不负心，并赠上珍贵的礼物，以表至诚。三首诗篇，回环往复，极尽缠绵。当徐淑得到丈夫即将远行的消息时，同样是万端思绪都入心头：他为丈夫奉命赴京而高兴，为自己不能亲自相送而感伤，同时也有一丝丈夫优游京师而不返的担心;悠悠离怀，款款别情，一时难以言表。她想象丈夫即将离她远去，恨自己不能长翅相随，如今只有长吟永叹，泪下沾衣，更有无尽的悲苦。
从诗中我们还可以体会汉代文人的一种文化情感。这组赠答诗写离别之情，更兼徐淑抱病在身，自然多一些感伤因素。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秦嘉的诗中还有另一种感伤因素，那就是他对人生短促的生命体验和厌倦仕途的生活态度。按理说，作为一名文人士子，本应该在仕途上有所追求，但秦嘉对被推举为上计掾入京并不感到高兴，反而感叹自己“不能养志，当给郡使”，而今“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徐淑在信中安慰他：“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可是秦嘉并未解脱。他在《赠妇诗》第一首开头就说：“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在第二首中又说：“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可见，在秦嘉的人生观念中，对个体生命的执著，远比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更为重要。为此，他比别人更多一些对世事艰难的敏感，对人生短促的体悟和对夫妻恩爱的珍视。因而，在他的诗中，才会有“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的抒情，那种离别的悲伤才显得更为深刻。
这组赠答诗在艺术上也值得重视。情感表现上，三首诗层层递进，第一首写不能与妻子面别的悲伤，伏枕辗转，愁思无穷;第二首写远别途中的临路徘徊，浮云丘山，悲风深谷，处处含悲;第三首写临行前赠物与妻，以表至诚，宝钗耀首，明镜鉴形，芳香去垢，素琴声清，物物都喻有深情。语言素朴文雅，章法一气呵成，造句铺排夸张，抒情回环往复，描写生动形象，和《古诗十九首》有异曲同工之妙①。
和后世相比，东汉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留下来的不多，但是仅从以上三类诗篇看，它在中国文人五言诗创作中却有重大意义。它说明，自西汉时期起，就已经具备了文人五言诗产生的条件，从东汉早期开始，文人们已经积极参与五言诗创作。或入乐府，或自创新词，或用它咏史、言志，或以之赠答、抒怀，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也有相当广泛的内容①，从多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文人的创作。
注释
① 参见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第14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②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22—2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 按,张衡作诗多篇,除此篇外,著名作品当数《四愁诗》,系有骚体影响的七言诗,其序曰:“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思玄赋》所系诗一首与此相类,也是七言。这两首诗在中国七言诗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①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清乾隆十三年刻本。② 辛延年、宋子侯二人诗作首载《玉台新咏》卷一。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中,《羽林郎》见卷六三,《董娇饶》见卷七三。因二人身世生平不详,清人吴兆宜注《玉台新咏》,说二人诗作均是“东汉杂曲歌辞”,其中《羽林郎》一诗,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是讽刺东汉窦宪兄弟骄纵、奴客仗势欺人之作。诗中所写霍光家奴冯子都云云,是托古讽今。今人多从此说,认为这两首诗都是东汉之作,有的甚至列为汉末。但方祖燊认为,徐陵编《玉台新咏》之诗大抵是按年代,他把《羽林郎》排在班婕妤《怨诗》之前,应该证明辛延年是西汉人。又诗中所写霍家奴冯子都之事,也是依据当时流行的传说所写,是实有所指,而不是借古讽今。再者,“延年”作为人名,也多用在西汉,东汉则很少。由此三点,可证辛延年应为西汉时人。而宋子侯的《董娇饶》一诗,在《玉台新咏》也排在汉时童谣和张衡《同声歌》之前,同样应为西汉之作。原文见方祖燊《汉诗研究》第69—71页、第74页,正中书局1967年版。① 《史记·孝文本纪》:“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除肉刑。”② 参见徐青《古典诗律史》第19—3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① 过去有一种看法很流行,许多人引用钟嵘“质木无文”一语,证明班固的《咏史诗》在五言诗创作上尚不成熟。其实,钟嵘在《诗品》中用此语只是评价班固《咏史》诗风,并不是讲此时的五言诗不成熟。若这样理解,钟嵘在同书中还说过西晋永嘉时“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东晋“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的话,以此推论,难道说五言诗到此时还不成熟吗?显然这种看法有断章取义之嫌。其实对这一问题早就有人指出其误,如肖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四章《论五言出于西汉民间乐府不始班固》就专论此问题。详细考辨亦可参看近年赵敏俐《论班固〈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载《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② 据陆侃如考证,秦嘉生年大约在顺帝初年(130)左右,卒年约在延熹八年(165)左右。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213—214页、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李炳海认为秦嘉生年当在公元132年左右。见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载《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① 秦嘉、徐淑二人的书信赠答,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六六、卷九六。① 据李炳海研究,秦嘉《赠妇诗》及徐淑答诗在创作上有明显的模仿《古诗十九首》痕迹,并由此确定《古诗十九首》应产生在秦嘉诗之前,很有见地。我们采纳了他的观点。参见李文《〈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① 我们说东汉早期文人们已经积极地参与五言诗创作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班固就是一个例子,按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他的五言诗除《咏史》外,另外还有一些残句,这说明他的五言诗创作决非一首。可见,钟嵘在《诗品》所说的“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一语是不准确的。班固的文艺观念趋于保守,我们认为他不会是开文人五言诗创作风气之先的人。即便如此,他还创作了多首五言诗。这说明,东汉早期的文人们不但积极参与五言诗创作,而且也取得了很高成就。虽然他们的作品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相关历史记载并未湮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