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诗歌·乐府与乐府诗·西汉乐府诗
西汉乐府诗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之一是歌颂新时代的宗庙雅乐。“王者功成而作乐”，这本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惯例。汉帝国刚刚建立，就马上让叔孙通因袭秦国音乐制作宗庙乐。汉高祖好楚声，又让唐山夫人创作了《安世房中歌》。它是现存最早的汉代雅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按历史记载，《房中乐》又名为《燕乐》，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朝廷祭祀典礼结束后燕飨四方宾客的场合演奏①。其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但是在这些诗歌中，客观上也表现了汉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国家统一的歌颂，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所以前人对它的评价极高，说它“古奥中带和平之音，不肤不庸，有典有则，是西京极大文字”②。在艺术形式上则颇有楚歌特点。如第一章描写祭祀场面的富丽堂皇就很有《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的浪漫气息;第六章、第十章写冥冥中的神灵往来，也和《九歌》有相类之处。
《郊祀歌》19章是汉武帝时创制的宗庙祭祀乐章。其文辞出于司马相如等数十位著名文人之手，其乐曲由当时著名音乐家李延年创作，演奏时场面宏大，气氛隆重热烈③。这些诗篇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歌颂太一、天地、五帝的乐章和迎神送神曲，如《练时日》《帝临》等;二是以瑞应之物报享上帝的颂诗，如《景星》《齐房》等。虽为宗教艺术，但是却颇有生气，表现了汉人和前代不同的神学观念，展示了汉帝国处于全盛时期繁荣富庶的社会生活和青春焕发的精神风貌。艺术风格上以典雅为主，但有些诗篇颇具浪漫色彩。如《天门》写舞者娱神的场面，想象新奇，笔法细腻，神灵绰约，似幻非幻。《练时日》连用七个排比写神灵由天而降至祭坛安享的过程。沈德潜评曰：“古色奇想，幽气灵光，奕奕纸上，屈子《九歌》后另开面目。‘灵之游’以下，铺排六段，而变幻错综，不板不实，备极飞扬生动。”(《古诗源》第66页)语言句式灵活多变，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或错杂使用，或追求整齐。如《帝临》等五首都是整齐的四言，甚至每一篇的句数都一样多，给人以庄严肃穆、典雅规范之感。《天门》突出了杂言诗的活泼，全诗在参差错落的句式中展现了娱神仪式中生动热烈的气氛。《天地》把求仙的场面写得又大又隆重，连用13个七言句子曼声长歌，节奏最为悠扬。陈本礼曰：“声调谐合，长短合度，‘含宫吐角激徵清’，如闻其音。不矜才，不使气，而神韵悠然。”(《汉诗统笺》) 杂言中 《日出入》更是一篇奇作。口语入诗，文同白话，又参差错落，不同凡响，把汉武帝渴望成仙的急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说明，在中国诗歌形式发展的历史上，《郊祀歌》19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西汉乐府诗中最重要的一组作品是《鼓吹铙歌》十八曲，它最早著录于沈约的《宋书·乐志》，又别称之《铙歌》或《短箫铙歌》。按历史记载，它本是汉初从北狄、西域传人的异族音乐，主要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享宴、食举等场合，同时也用于日常娱乐①。音乐形式上的异族特色和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是这组诗篇最值得注意的两点。因为声辞杂写，字多讹误②，《鼓吹铙歌》十八曲中的一些文字已不易看懂，个别篇章甚至不能句读。但是，其异常丰富的内容仍然可以看出。这其中有的写帝王巡行、食举，如《上之回》《上陵》;有的写饮酒、玩乐，如《将进酒》《君马黄》;有的写家庭生活的悲剧和远行人的思乡，如《雉子班》《巫山高》;有的描写战争，如《战城南》;有的写男女相思，如《有所思》《上邪》。这些诗篇，从多角度反映了西汉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战城南》一首，历来被人们所称道。诗中着意描写了战后惨状，死者的遗体无人安葬，将被乌食。于是，作者假借战死者与乌的对话来表达对战争的痛恨，对统治者不恤将士的怨愤和对无辜死者的深切同情与哀悯。想象奇警，语言生动，悲壮感人。再如《有所思》写女子欲与情人断绝，但忆及当初情会又难以割舍，抒情既细腻真挚又深刻热烈，刻画人物可谓形神毕现。《上邪》一诗写女子自誓，以五种必无之事作决绝条件，写出了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之情和强烈执著的精神。
《鼓吹铙歌》18曲不独内容丰富，在艺术形式上更值得注意。从现有材料看，汉代乐府诗最主要的两大类别就是鼓吹乐和相和乐两大类。相和乐源于中国的传统音乐，乐器以琴瑟丝竹为主，风格以委婉含蓄见长。而鼓吹乐则是源于北狄和西域的音乐，乐器以鼓角笳箫为主，风格以热烈豪放见长。像《战城南》《有所思》《巫山高》《上邪》《思悲翁》等，感情表现或激愤悲壮，或热烈奔放，与相和诸曲如《江南》等有截然不同的风格。肖涤非说：“《铙歌》声情，悲壮激烈，实开后世豪放一派。”①在语言形式上，《鼓吹铙歌》18曲也值得研究。从现有材料看，西汉初中期的帝王文人之作，以及流传于中下层的诗歌谣谚之类，多以诗骚体为主。唯有18曲完全摒弃了诗骚体而采用杂言的形式，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变化。对此，肖涤非曾说：“吾国诗歌之有杂言，当断自汉《铙歌》始。以十八曲者无一而非长短句，其格调实为前此诗歌之所未有也。《诗经》中虽间有其体，然以较《铙歌》之变化无常，不可方物，乃如小巫之见大巫焉。此当由于《铙歌》为北狄西域之新声，故与当时楚声之《安世》《郊祀》二歌全然异其面目。而音乐对于诗歌之影响，亦即此可见。”②而我们以为，其意义不仅在于杂言体的创作，还包括对中国传统诗歌形式的冲击和影响。这说明，中华民族以其特有的开阔胸怀，很早就具备吸收乃至同化外族文化的能力和气度。
在西汉乐府诗中，还有一些感于哀乐的个体抒情诗写得非常成功。一是帝王贵族之作，如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鸿鹄歌》、戚夫人的《舂歌》、汉武帝的《瓠子歌》《秋风辞》、刘细君的《悲愁歌》等;二是其他一些作者的创作，如李陵的《别歌》、杨恽的《拊缶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以及《东光》《薤露》《蒿里》等原出于民间的歌谣。这些作品，大都有很强的抒情性，后面跟着一个或悲壮慷慨，或凄情哀婉的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如项羽的《垓下歌》作于被围垓下兵败之时，空负拔山之力而不能保护自己的爱姬，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极尽缠绵呜咽。刘邦的《大风歌》作于征讨英布凯旋归乡与故老乡亲饮酒相庆之际，表面看起来似乎充满了胜者为王的豪气，内里则别有一番将叛亲离、难以言说的孤独，同样是悲伤慷慨。刘细君为帝王和亲而嫁与乌孙，远托异国，言语不通，她所作的《悲愁歌》真是思乡情切，愁苦难排。李陵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身降敌国，英名亏污，老母及全家被诛。满腔忠心何处诉，欲归故国已无门，其《别歌》乃是和着血泪的绝唱。至若《薤露》《蒿里》的创作，传说本出自田横门人。田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五百义士同时殉主。似这等悲壮的故事，千载之后仍动人心魄;由此故事而生的挽歌，怎不令人感叹人生短促，生凄哀感伤之情。《东光》一诗，乃是汉武帝时出征南越的士兵所作：“东光乎? 苍梧何不乎? 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①短短几句，写尽了战士的悲怨之情。首两句写苍梧整天被瘴雾笼罩，不见日光;次二句说粮食霉腐，无法食用;末二句直言早行之悲苦。全诗语言生动简洁，反战怨愤之情毕现。这些诗篇，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
西汉乐府中还有一篇作品值得注意，那就是《巾舞》歌诗。它最早见于《宋书·乐志》，又题为《公莫巾舞歌行》。因为声辞杂写，从东晋以后一直没人能解。今人逯钦立等虽做过尝试性的断点，因为没有找到读通原文的路径，仍然无功而返。是杨公骥经过认真的考证断句研究，破解了此诗。杨先生在论文中指出，诗中记述的是西汉时期一个母子离别的故事，并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定为汉武帝时的中山、常山一带。现存的文字实际是歌诗与舞台表演各种动作提示的杂写，整篇文字实际记录的是西汉时期一个有歌有舞的故事。并认为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尽管剧情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它具有重要的价值”①。杨先生的这一开创性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他不仅破解了一个千古疑案，而且敏锐地指出了这篇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艺术史上的价值。由此让我们可以更为真实地了解汉代歌舞表演艺术的情况，可以进一步地研究中国早期诗歌史、舞蹈史乃至戏剧史。可以说，杨先生的研究和论断，都为此诗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有人开始关注此诗，并有一定的推进，但是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没有杨先生的破译在前，后人想要读通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自然就谈不上研究了。
现存西汉乐府诗虽然不多，但是从以上三类诗篇中可以看出，西汉无疑是乐府诗创作的重要发端期。无论是宗庙郊祀乐章的重新制作，还是各阶级各阶层的即兴抒情，都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风貌。特别是后两类诗篇，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是广阔丰富的，它所表现的内容是新鲜生动的，它的艺术形式也是新颖活泼的。尽管它在语言的锤炼上还不那么讲究，有时甚至显得直白而粗糙，但是，它的情感表达却是那么真挚而坦率，持久而深沉。它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同时也奠定了一种新的诗歌艺术精神。正是在它的基础上，东汉乐府诗创作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也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注释
① 关于《房中乐》的记载,参见《汉书·礼乐志》。关于其用途、功能的解释,可参见《仪礼·燕礼》郑玄注和贾公彦疏。② 沈德潜《古诗源》第3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③ 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对此有详细描述:“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环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心动焉。”① 关于“鼓吹”乐的来源,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一又说:“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② 《宋书·乐志》云:“汉《铙歌》十八篇……皆声辞艳相杂,不可复分。”《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①②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52—53页、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① 《东光》一诗,沈约《宋书·乐志》和郭茂倩《乐府诗集》原文皆为:“东光乎?苍(仓)梧何不乎?”所咏本是汉武帝时从征南越军士的悲苦之情。事见《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柯江,咸会番禺。”光者,明也。东光,意为天亮。苍梧,地名,今广西梧州。因为南方早晨多瘴雾笼罩,早起行军不见阳光,军士劳苦,故有“东方天亮了吗?苍梧为什么还不亮”的发问。诗贵自证,下文有“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语,正与上文相应,文意甚明。可是,由于疏于考证,左克明《古乐府》却妄改“乎”为“平”,造成歧义。《中华书局》1979年校点新排版亦据此误改。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此认为“歌中‘光’、‘梧’皆当是声字,无义,似原作‘东平仓何不平。仓多腐粟,无益诸军粮’云云”。按逯钦立把“光”、“梧”当成无义之声字,没有根据;把原本明白的诗句改成“东平仓,何不平”,在文意上也不通,实为推测妄改之大误。① 杨公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17月19日第3版,后经修定后刊发于《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