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楚辞·屈原的作品与艺术特色
关于屈原的作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屈原赋25篇，但没有列出具体篇目;王逸《楚辞章句》指出25篇为：《离骚》《天问》《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还有一篇《大招》，屈原作，还是景差作，王逸“疑不能明”;同时认为《招魂》为宋玉作。
对以上作品真伪的鉴定，一直是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受到古今学者怀疑的作品有《招魂》《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学术界基本认为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关于屈原作品，姜亮夫分为三类解读：《离骚》《九章》等为一组，大多有事可据，是屈原创作重心，带有自传性，乃情愫与事实之纠合而成篇;《天问》为一组，是屈原思想与学术造诣、批判精神的表现;《九歌》为一组，从民间祀神乐曲整理加工而成，是代人或代神表述，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而《离骚》和《九歌》，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①。
苏轼云：“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除了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熔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于一炉外，最突出的是他的“香草美人之喻”。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①
其实，屈原已将《诗经》的比兴手法上升为象征体系，其中包括动物系统、植物系统、事物系统、人物系统。如《离骚》提到的植物(香草树木)有24种，用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质，表现楚国政治的黑暗，表现所树人才的变质，表现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屈原在作品中，喜爱以香草作衣服、佩饰，喜爱以香草作饮食，喜爱把玩香草，喜爱以香草作礼物，喜欢在充满香草的环境中漫步流连，有时以香草自称，有时又用来指称他最尊敬、追求的人，总之，他喜欢将一切事物、尤其是正面的事物与香草联系起来。尤其是屈原的早年之作《橘颂》，屈原有感于橘树的一系列美质，“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王夫之)。屈原咏物，正是托物寄情、借物喻志，说橘时，则把橘树人格化，颂橘即以自比;说志时，人则物化，自颂而借之于颂橘。表层与深层，喻体与喻意，浑然一体。林云铭评云：“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显然，《橘颂》所表现的是一种性格，一种纯洁的向往，一种清醒的理念，一种人生的宣言，而最令人感动的是那深固难徙的乡国之情，汲汲自修的自励美质，独立不迁的人格保持——这些美质一直 “定格”到屈原的晚年，并贯穿于艰难而漫长的人生探索进程之中。
其次，屈原作品的“香草美人之喻”还表现为将男女关系象征君臣关系，即“男女君臣之喻”。如《离骚》将自己打扮成美女，并以香草为饰，以香草为饮食表现自己的好修。他设想，君亦为美人，所以有“恐美人之迟暮”的感叹。他期望两美相投，君臣契合。因为自己假设为女性，所以又将群小嫉贤比为众女妒美，以男女婚约的变化喻君臣关系的改变，以美女被弃表现自己见疏于君，以弃妇的哀怨、剖白表现自己的愤懑、希冀，而劝说之人亦托之于女性(如“女媭”)。诗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意、侘傺，于是又将主人公幻化为男性，以求女的方式表现自己执著而强烈的追求，为了求得君王信任，他以执著追求表现自己的急切与忠诚，以求媒致诒喻求通君侧之人，以终无所合表现自己的窘困苦恼，以闺中邃远难求喻楚怀王固执而不悟，以外出求女喻出仕他国。他向往的境界是不用行媒，君臣契合。这样，以男女关系象征君臣关系，既符合旧时的男女尊卑观念，又有利于表现强烈奔放、大起大落的激越情感，有利于他所希望的与君主的密切关系以及君臣契合的标准：双方志同道合，而且各有限制。当然，屈原作品的“求女”，也是对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美学理想的追求。
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还体现在“发愤抒情”文学传统的形成上。《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意谓悼惜国事，秉忠进谏，以表达忧恤之心;发泄悼惜诵谏之愤，申抒忠君爱国之隐。表现了一种借诗歌抒怨泄愤的创作意识，也对屈原整个作品的抒情性、个性化以及政治失落后的巨大苦闷作了说明。屈原具有敏感、忧郁、烦躁、幻想、情感丰富来得迅捷而又转换极快的个性，因此，我们在他笔下感受到的，往往是他的孤独、压抑以及由此引发的带有“扩张性”的现实黑暗的氛围。“众人皆醉而吾独醒”，屈原的孤独是没有人理解的。《惜诵》云：
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固烦言不可结诒兮，愿陈志而无路。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
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
而他的对立面又是如此的强大、众多，有 “党人”、“众女”、“时俗”、“举世”、“众人”、“众谗人”。故《离骚》一则曰：“世并举而好朋兮。”再则曰：“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三则曰：“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四则曰：“世幽昧以眩曜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对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诗中“愤怒出诗人”的命题作过阐发：
“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①
汉代楚辞作家庄忌《哀时命》亦深得屈子旨意，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此谓心中怨恨我总不能称心，只有诗歌抒发我的悲情。这种源于“骏马抑以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淮南子·说林训》)的现实苦闷、压抑，往往“哭之声发于口，涕之出于目，皆愤于中而形于外”(《淮南子·齐俗训》)。司马迁就是这样解读《离骚》创作动机的：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杨慎评云：“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其论作《骚》一节，婉雅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
(一)《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属于长篇自传性政治抒情诗。全诗373句，2490字，为我国古代文学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此诗屈原于楚怀王时期遭谗见疏以后所作，是屈原前半生人生追求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后半生人生抉择的思考与宣言。从《离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跳动的脉搏、心灵的创伤与人生的轨迹。关于“离骚”的涵义，淮南王刘安云：“离骚，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关于《离骚》的创作目的，汉代人有比较明确的分析，司马迁云：“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贾生列传》)班固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讽)。”(《离骚赞序》)王逸云：“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据此可知，《离骚》是屈原遭怀王疏远之后一段时期内反思、追求、矛盾、痛苦之作，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忧述志，以劝其君，但其君不察;第二段，自“女媭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上下求索，以悟其君，但其君不悟;第三段，自“索藑茅以筳篿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不忍另择，以感其君，但其君不醒。故“尾声”表示，今后将追迹前修，力谏不释，于无可奈何之中，透露出庄严而崇高的悲剧意识。
气势恢宏的《离骚》首先从自叙平生着笔，历数内美，论修明志。他有众多的“内美”，如出身，姓同楚王;降生，幸逢大吉;得名，名嘉字懿。“又重之修能”，通过江蓠、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香草的采集、佩带，说明后天的努力，博采众善，自我约束，锻炼与完善。同时，在汲汲自修的过程中，还带有春秋代序、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季节更替，日来月往，激发了诗人的敏锐感受力，乃至于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也会引起诗人的时间忧虑，故《离骚》一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再则曰：“及荣华之未落兮。”三则曰：“恐鹈之先鸣兮。”四则曰：“及余饰之方壮兮。”五则曰：“及年岁之未晏兮。”这比兴与直陈的交互表现，凝聚着诗人人生追求的可贵的时间意识。其次，诗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态，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节，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对楚怀王的表白是通过对群小的抨击来实现的。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则自然会埋怨君王糊涂，听信谗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变化难定。而抨击群小，既历举其罪过：竞进贪婪，不厌贪求;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背直追曲，苟合取容;嫉妒贤良，造谣中伤——这就是屈原所处的溷浊环境。他手指着群小，眼看着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鉴：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牵累;博采众善，反成罪过! 自伤自叹之余，又将哲学视野从狭小的空间——楚国宫廷斗争飞越到悠久的时间：道不同，岂止不相为谋，简直冰炭不能相容;正直与邪曲怎能和平相处? 小人得志，贤良受气，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既然为了理想与人格，受到打击与诬蔑，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不应该半途而废。所以再次表示：余心所善，九死不悔! 即使忍尤攘垢、溘死流亡，即使郁悒侘傺、穷困失路，也在所不惜!因为为清白、正义而死，正是前代圣人所嘉许的!这震撼人心的独白，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一切所铸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宣言。接着，《离骚》则从“为臣”的角度，转到“为君”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平民很少涉及的“君王世界”。为了使怀王醒悟，频频引证古代圣贤之遗训，又以亡国之君为鉴戒，导君先路，从而构成了古代统治者正反人物形象系列。正面有禹、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三代开国之君之所以政兴名显，千古敬仰，是因为他们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体表现为：谨慎敬畏，专心治国;遵循法度，毫无偏颇;举贤授能，黜退佞邪。反面有启、羿、浇、桀、纣等。这五人之所以亡国危身，为天下笑，主要是为政失德。具体表现为：沉湎声色，康娱自纵;淫游佚畋，暴虐常违;菹醢贤能，听信谗佞。在两个系列中，屈原写正面人物虚而简，写反面人物实而详，有利于劝戒、开导怀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约束、自我节制、严格要求自己上。《离骚》还反复叙述尧、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贤，尤于汤、禹、武丁、文王、齐桓公举贤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业而欣欣羡慕，反复称道。屈原的苦衷与渴求，于此可见。再次，《离骚》通过“上下求索”抒发了自己“进”与“退”的激烈斗争的思想。诗人虚拟了一个“知音”——女媭劝导自己，希望自己随和顺从，作一些让步。但诗人不能接受劝告，故到古圣大舜那儿陈词，结果意气风发，驾龙乘凤，凭风飞行，寻求理想。这次行程声势浩大，仪从颇盛，有白龙、凤凰、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风神飞廉、雷神雨师相助，不仅浩浩荡荡，堂堂正正，而且日夜兼行，风驰电掣。“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观令人神往激动，但等待诗人的却是毫无精神准备的冷遇：天庭守门人漠然而视，不予理会，无法与上帝沟通相见。所以诗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为什么天上人间都是这样混乱污浊，压制贤良，嫉妒高才，贤愚不分，是非颠倒? 气愤之余，又决不愿轻易放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下文“三求女”来看，从“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表喻与本旨对应来看，求女，即求君，求理想的实现。若从深层思考，屈原追求的，正是他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深固难徙的国家观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标准，独立不迁的人格准则，好修为常的道德规范①。最后，《离骚》抒发了“去”与“留”的矛盾与斗争。诗人在求女失败、上天入地无路可走的时候，请灵氛占卜，其结论为：出必有合，于楚无望;诗人怀疑，又请巫咸降神，结论为：远逝择君，速去可成。诗人因“恋楚情结”而生犹疑，继而自念，感到恋楚有祸，国无知音。三层推进，如出一辙，反复渲染“必去”之理念，正是势在必行——于是诗人“历吉日乎吾将行”，诗人充分描写了这次出行的准备、原因、路线、地点，尤其渲染其行色：车马之盛，仪从之众，山川之广，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则如苦人得喜梦，乍然惊醒，写出行的结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因留恋楚国，行而复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做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之恋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去楚;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做出的“行而复止”的伟大举动，是诗人剖明心迹、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独特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的“恋楚情结”的必然表现。
(二)《九章》
《九章》凡9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关于《九章》的编辑，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一般认为，《九章》9篇并非出于一时一地，而皆为“随事感触”、直抒胸臆之作。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曾分别提到《哀郢》《怀沙》两个单篇，至西汉末年刘向编成《楚辞》一书，辑9首诗为一组，并定名为《九章》。刘向《九叹·忧苦》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清人戴名世《读扬雄传》亦提到：“《离骚》《九章》皆忠臣爱君拳拳之意。”说明《离骚》《九章》属同一性质的作品。后人将《九章》称之为“小《离骚》”。关于《九章》各篇的作年，一般认为是屈原一生历程的写照。陈本礼《屈辞精义》云：“《九章》则直赋其事，而凄音苦节，动天地而泣鬼神，岂寻常笔墨能测。”《橘颂》为屈原早年立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三篇与《离骚》为同期作品，其余五篇作于被放江南之后，是顷襄王时期的作品。从内容上来看，《九章》 中每一首诗都与屈原生活中的一两件经历有关，其感情基调与脉络和《离骚》互为呼应。由于采取了“用赋体，无它寄托”(朱熹)的创作方法，《九章》如实描绘了楚王朝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描绘了楚国由兴旺走向衰亡的过程，揭露楚国宫廷群小蔽君误国的罪恶，以及他们尔虞我诈、相妒以功、排斥贤才的种种丑行。同时，也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生不逢时、遭遇排斥打击、使其伟大理想破灭的痛苦与不平，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忠于楚王的情怀，表现了坚持理想、保持廉正的美好品德，以及不随波逐流、秉德无私的高尚情操。此外，《九章》善于描绘楚地的自然风物，如《涉江》《惜往日》《悲回风》，都有精彩的景色描写，楚地山川的灵秀，在诗中得到充分展示，显示了屈原对自然的审美倾向。
(三)《九歌》
《九歌》为抒情组诗，凡11篇，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王夫之《楚辞通释》以为，《礼魂》“乃前十祀之所用”，属于“送神之曲”。《九歌》之名，来源甚古，《离骚》《天问》《山海经》《左传》都提到，乃夏代宫廷乐歌。夏亡后，《九歌》被巫风极盛的楚人所保留、增删，成为或东或西、非典非俗的楚国祭歌，既保留了夏代乐歌中的“东皇太一”、“河伯”二神，又增加了楚地的“二湘”与“国殇”。屈原又根据楚国祭歌加工改写为优美抒情组诗。
屈原《九歌》前10篇各祀一神，可分为三类：第一，天神：东皇太一(天之尊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人寿之神)、少司命(主子嗣之神)、东君(太阳神);第二，地祇：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第三，人鬼：国殇(死于国事者)。闻一多认为，《九歌》中有8篇属于哀艳的恋歌，用独白或对白的方式陈述悲欢离合的情绪①。从现存《九歌》来看，只有“二湘”为配偶神，比较醒豁，其他六篇写到男女情爱，但不是夫妇神。《九歌》所祀十神，有些在考古发掘中已被发现，如1965年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墓主人祭祀的对象中有 “大水、句(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②;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墓主人祭祀的鬼神有 “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①。这些发现，有利于对《九歌》神格的认定与研究②。
(四)《天问》
《天问》是屈原创作的一部长篇抒情性哲理诗，全诗374句，1553字。采用巫术降神中一问到底的句式，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天问”二字即“问天”之意，当然“天”的涵义不仅指宇宙天体，也包括“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之事”(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所以《天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宇宙天体;其二，神话传说;其三，历史兴亡。郭沫若称赞此诗为中国文学史上 “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种怀疑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屈原研究》)。
(五)屈原的其他作品
屈原的其他作品，如《招魂》《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学术界一直有人怀疑它们非屈原作，这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提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楚辞作于汉代，《离骚》为汉代淮南王刘安所作——这就是所谓“屈原否定论”。这些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以及七八十年代(日本)又被重新提起③。但考古文献解决了这一疑案：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墓中有一批竹简，其中有屈赋残简，一为《离骚》残句，仅存4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5字④。而墓主为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比刘安入朝(前139)早26年，从而否定了刘安作《离骚》的怪论。
屈原对后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上，一是文学创作上。
郭沫若《屈原研究》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屈原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追求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人格境界，刘安认为“可与日月争光”。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是他的爱国行为与品行操守。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的时候，在外族入侵、国难临头的时候，在遭受打击、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屈原精神的体现与重演，屈原精神亦成了历代人们追求、抗争的动力与源泉。
屈原作品在文学上的影响，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的阐述最具代表性：
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屈原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地位主要表现在：一、开创了个性化的文学，二、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形成、发展，三、开创了新的诗歌体裁，四、奠定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五、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悲剧理论，六、形成了中国山水文学发展的基础。
《楚辞》与屈原在国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730年(唐开元十八年)《楚辞》传人日本，日本人的起源极可能是楚人，日本史学界有人主张“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这一观点。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主席赠送的礼品就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在西方，《离骚》的翻译，先后有1852年费兹曼的德译本、1870年圣·德尼侯爵的法译本、1879年巴克的英译本，1900年桑克谛的意大利文译本。1953年，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1959年，英国学者霍克思出版了《楚辞》的全译本。《楚辞》在国外汉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
注释
① 参见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第2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①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3页,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① 参见周建忠《〈离骚〉“求女”研究平议》,《东南文化》2001年第11期。① 参见闻一多《什么是九歌》,《闻一多全集》第五卷第3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战国楚竹简概述》,《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① 参见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② 参见周建忠《〈九歌〉研究十大热点鸟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③ 参见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黄中模编《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④ 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