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先秦文学思想·孔子与儒家文学思想

儒家哲学是政治伦理哲学，有学者称之为实用理性。儒家思想投射到文学上也多偏重于功能和实用，这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影响极为深远。孔子的文学思想主要围绕《诗经》展开，其核心是“诗教”，即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由此出发而论及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

首先，孔子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标准，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以“思无邪”作为对《诗经》的总评价是很有道理的。从内容上看，这种评价对于包含大量怨刺、情爱诗的“诗三百”来说并不恰当，这不能不引起后世学者的争论。汉儒为解决此一问题甚至不惜牵强附会，从而对后人产生严重误导。今天看来，“思无邪”说与实际内容的矛盾恰是孔子思想进步与保守交织的反映。然而从文学批评角度看，孔子在这里是倡导一种中和之美，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所提出和欣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点。强调言语形式应当委婉曲折，情感不可过于直露激烈。他意识到艺术所表现的情感应当是一种有节制的情感，如此方可使之归于审美。这种过犹不及的审美批评原则被作为一种民族普遍心理继承至今，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使得创作者亦步亦趋，客观上限定了文学艺术自由个性的发挥。

其次，关于“文”与“质”。孔子认为形式的根本目的在于表达内容：“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同时他又强调对文辞形式要适当修饰，以便使内容得到更好的表达：“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据此他提出“文”与“质”的高度统一，完美结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此外，孔子还从多个角度谈及文学的功用。第一，文学能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由学诗开始，经由礼的培养，最终由音乐完成人格塑造。这是人格修养必经的三步曲。其次，孔子对文艺在社会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揭示和强调：“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这个问题是根据当时“赋诗言志”的社会风尚而提出的，事实上“不学诗，无以言”并非夸大其词。另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强调文学对读者思想感情的启发感染作用;“观” 即由文学作品可认识社会风俗及政治得失;“群”指人们能通过文学交流情感，统一思想，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怨”指文学表达民情、批评政治的干预作用。“兴、观、群、怨”说是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实际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只有孟、荀二家。孟子从未言及文学，然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有相当的地位，这源于他的“养气”说、“知人论世”说以及“以意逆志”说。

“养气”说是孟子针对人的修养而提出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具备这种浩然之气，人才能做到藐视权贵物欲，气概刚正，无私无畏，文辞自然情感激越，气势磅礴，笔锋犀利。孟子的论辩文就是这种文气磅礴的绝好注脚。

“知人论世”说也是就人格修养而言的，但却因此指出了文艺批评鉴赏的途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知人”，即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论世”即考察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所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步骤。“以意逆志”则是针对解读过程而言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批评鉴赏应考虑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感受，把握作者情志，这是迄今看来最为可行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这一原则孟子本人并没有一以贯之，他的诗论实践中就出现了大量牵强附会的解释，这其中除了断章取义的时代风尚的强大惯性外，理论本身无法保证“己意”的纯然客观也是重要原因。再加上审美阅读当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其理论和实践之间产生的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了。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对文学批评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艺术情感本质的揭示。《乐论》篇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指出音乐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这里强调“情”，无疑是对前人“言志”说的重大突破。正因为音乐源于人情，它才能感动人情，其对人的作用不是强力制约，而是潜移默化，熏陶感染。“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由此荀子进一步推及社会，揭示音乐对于社会安宁、纯正风俗的重要作用：“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中平”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中和”观念，使之成为儒家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