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戏剧《孔尚任和《桃花扇》》鉴赏

继《长生殿》之后，孔尚任的《桃花扇》也经过作者十载经营，三易其稿而问世了。孔尚任(1648-1718)，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塘，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青年时期在石门山生活和读书，1684年也就是他三十七岁那年冬天，康熙到曲阜朝拜孔庙，孔尚任为康熙讲解《论语》，并为康熙导游，受到嘉奖，“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 ，开始了仕宦生活。进京后的第三年，他就被派往江苏沿海一带疏浚黄河海口，直到一六九○年方回北京。江淮治水四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官场黑暗有了认识。一六八八年在扬州写的《待漏馆晓莺堂记》中写道： “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 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且不知所处! 而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即与予同事之官，或还朝，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独予呻吟病锇于兹馆，留之无益，去之弗许，盖有似乎迁官羁臣” 。治淮无功，却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他在《西团记》这篇散文中，说他与治水百姓一样，“坐立泥涂中，饮咸水，餐腥馔，不胜劳且苦，己劳而慰人之劳，己苦而询人之苦，乃悉得其煮盐捕鱼之状” 。“予处于同乐无忧之乡，虽斥卤荒凉，手胼足胝，与之欢呼鼓舞，盖不知劳之为劳，苦之为苦矣” 。孔尚任之所以能写出《桃花扇》，与他思想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关系极大。

孔尚任在青年时代就注意搜集南明王朝的遗事。只要一听到有关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内幕的传说，他即查证落实。在做官之前就打算写一历史剧，但“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 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治河期间，他又游历了扬州南京等城市和古迹，凭吊过梅花岭上史可法的衣冠冢，结识了他后来写入剧中的张瑶星，还有复社文人冒辟疆及其他明末遗民。他敬重这些明末遗民，称冒辞疆为“云中龙马” ，“海上鸾鹤” 。他还结识了一些不愿委曲徇俗干禄求官的耿介之士，对他们的贞节表示深深的钦佩。

孔尚任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好考历代之乐，凡古三百篇，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莫不细读其文。”他写了大量诗歌散文。他反对“诵贵之言” (阿谀奉承之作) ，以为所谓诗者，“欲得性情之正，一有委曲徇俗之意，其大旨已失。”他反对“假人之意以为诗” ，主张“多读书而已意运之。”

孔尚任所以能写出《桃花扇》，除了思想上、生活上、艺术上的准备，还因为他有政治上的勇气。他生活的时代，文字狱接连发生; 如庄廷龙明史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等。他自己也是在《桃花扇》传入京师内府之后被罢官的。一七○二年由北京回山东老家隐居，他在诗中说： “我是白头薄书郎，被谗不辩如聋哑。”这说明他对自己被罢归田有难言之衷。

他的作品除《桃花扇》外，还有和顾彩合撰的《小忽雷》传奇，主题、结构与《桃花扇》相类似，但其成就远逊于《桃花扇》。

《桃花扇》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 的杰作。它反映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明朝末年，东林党人与阉党魏忠贤斗争很激烈，因为东林党的一些主张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有利 (如反对宦官专权，要求改良政治，减免赋税等) ，所以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崇祯上台后翦除魏党，东林一度入阁。后来因袁崇焕被捕治罪，东林又退出内阁。此后复社继承东林党继续活动。复社是崇祯五年 (1632年)一些东林党人的后代和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地方上的知识分子组织的学术团体，但表面上写诗作文，实际上讥议朝政。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崇祯缢死，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阉党余孽马士英和阮大铖积极活动把小福王推出来做皇帝，这就是弘光皇帝。而史可法等人则主张把比福王稍好一些的潞王常淓推出来做皇帝。但阮马为争迎立之功，抢先把福王抬了出来，并把史可法挤出南京去守扬州。清兵南下，史可法坚决抵抗，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马阮则在南京搞打击报复，弄得朝政日非，人心惶惶。清兵逼至南京，福王还在排演阮大铖的传奇《燕子笺》，寻欢作乐。当时的复社文人侯方域等和左良玉反对马阮集团，主张清除二贼。但马阮掌有实权，大肆搜捕复社文人。不久，清兵占领南京，南明、复社同归于尽。《桃花扇》以侯方域的《李姬传》作蓝本，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悲欢和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和覆亡为线索，来抒发作者的“兴亡之感” 。

《桃花扇》中爱情和兴亡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之所以能如此，首先是作者抓住了侯方域和李香君这两个关键人物。侯方域是复社文人，处于当时所谓忠奸斗争、君子与小人斗争的旋涡之中，他的个人命运与当时政治风云紧密相关。李香君为秦淮名妓，不但吸引着侯方域这样的风流文士，也使腐朽荒淫的阮马集团垂涎。而她的坚定地站在复社文人一边的政治立场使她对侯方域的爱情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她的为忠贞爱情所作的斗争实际上成了坚持政治上忠贞节操的斗争。作者正是用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贯穿南明王朝的兴亡事迹，前十回写福王上台前阉党余孽失意，复社文人活跃，侯方域李香君在和乐的气氛中结合。第十一回后由于福王登台，政治气侯逆转，阉党余孽抬头，欲加害侯方域，侯李被迫分离，天各一方，候方域一线引出迎立之争、四镇内讧、阮马迫害正直之士; 李香君一线引出弘光选优、阮马田得势、南明王朝倾复。作者借侯方域以写朝外争斗之状，借李香君以写朝内声色之乐。最后侯、李相会栖霞山，张薇用兴亡之感批判了儿女私情，一群具有民族精神的正直之士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遁入空门。作品就是这样用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之线把南明王朝兴亡的纷纭事件组织得井井有条。其次，作者把侯李间的爱情放在南京这个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去写。南京先是明朝留都，以后又是南明王朝的首都。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生活在这样的“是非”之地，爱情上的悲欢离合必然要受政治风云的制约。第三，作者所选取的题材本身，爱情和政治就结合的很紧。历史上东林党的入阁与出阁是崇祯江山由稍有振兴到走向衰亡的标志; 复社文人的由得意到失意又以福王上台为转折。《桃花扇》取材的《李姬传》，其中侯方域与李香君相识正在阉党余孽阮大铖失意之时; 侯方域离开南京虽因考试不中，但田仰敢于用钱财收买香君说明阉党余孽之得势。因此他们的分离与阉党复活有关。作者正是根据实际生活提供的素材，把兴亡与爱情和复社(东林党之后继者) 文人的遭遇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家兴亡和爱情的悲欢同阉党与复社的斗争息息相关。全剧把拥立之争作为中心事件，以福王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的形势变化作为对比，反映了所谓的“国体”之争对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百姓命运的极端重要。正所谓昏王登基，奸佞得势，正直被斥，国破家亡，就是必然的结果。此外，作者还让连接爱情之线和兴亡之线的桃花扇反复出现，从《赠扇》、《溅扇》、《画扇》、《寄扇》到《撕扇》，把政治上的潮涨涨落和侯李爱情上的悲欢离合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影响展示给观众读者，桃花扇既是侯李爱情的信物，又是南明兴亡的见证。两条结构线索就这样通过桃花扇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很好地达到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的目的。

作者在剧中处处运用对比手法来表现自己的爱憎感情。

忠贞爱情和君臣关系的对比。以爱情来比喻君臣关系这是中国文学家惯用的手法。在《桃花扇》里，李香君对侯方域的忠贞恰好和南明小朝廷的君臣关系形成对比。香君在复社文人得意时与侯方域结为良缘。在复社文人失意时，拒绝田仰重金收买。杨龙友说： “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 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 ” 香君坚定地回答： “便等他三年; 便等他十年; 便等他一百年; 只不嫁田仰。”李贞丽劝她： “傻丫头! 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 香君说：“呸! 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 “忍饥锇，决不下这翠楼梯。” 她为了保住“无暇白玉身，免不得揉碎如花貌”。她只盼着“三月三侯郎到了，携手儿下妆楼，桃花粥 (侯方域是河南人。洛阳一带风俗，寒食节煮桃花粥吃) 吃个饱。”李香君的忠贞节操，是何等的感人肺腑!

再看阮大铖和福王的关系。开始是昏君只知淫乐，奸臣投其所好。可是等到清兵南下，弘光帝夜逃，阮大铖躲的无影无踪，只顾自己逃命，不管“圣上”死活。弘光帝寻着魏国公徐宏基，徐还“佯为不识” ，逐其出府。到了黄得功军营，被收留了下来;但黄得功的心腹家将田雄早已晴中盘算，准备把他献出。刘良佐，刘泽清这两个曾经和阮马一起拥立福王的有功之臣，也急于把弘光帝这个“宝贝”献给北朝，“赏咱们个大大王爵” 。黄得功不同意，几个人当即厮杀起来，田雄骂他的主子黄得功是“笨牛” ，背后一枝冷箭将黄射倒在地，劫弘光而去。弘光大喊宦官韩赞同“快快跟来” ，韩已逃之夭夭。这是多么肮脏的君臣关系啊!

剧中又把福王和崇祯加以对比。福王在国家存亡关键时刻，从河南逃到南京，以后又由南京逃到黄得功军营。在位虽短，但任用奸佞，排斥君子。崇祯帝则翦除阉党，任用东林，后来又“以身殉国” ，是封建阶级心目中的正统好皇帝。左良玉在黄鹤楼宴请巡按御史黄澍，九江都抚袁继成，饮酒看江，忽闻崇祯帝自缢煤山，左与众搓手跳哭： “我的圣主呀! 我的崇祯主子呀! 我的大行皇帝(刚死而未有谥号的皇帝)呀! ”欲穿白衣恸哭拜盟，结果无衣，就暂借附近民家素衣白布，穿戴举哀。锦衣卫堂官张薇在崇祯死后，带了校尉，寻着尸体，抬到东华门外，买棺收殓，戴孝守灵，等到清政府重新安葬崇祯之后，亲题神牌，写了墓碑，后来还在栖霞山为崇祯造坛追荐。崇祯在位，东林虽然后来出阁，但复社文人的日子比阉党余孽要好过得多。而弘光帝就不同了。开始拥立，东林侯生、史可法等便反对，上台后也很不得人心。张薇见朝政日非，搜扑复社文人，便离开南明王朝，装病躲进了城南松凤阁; 苏昆生说弘光要把君子扑灭尽绝，求左良玉解救侯方域，左良玉听后说： “一代中兴之君，行的是亡国之政。”柳敬亭曾经冒着风险劝阻左兵东移南京，现在却同意左发兵南京了，理由是： “如今弘光帝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左良玉立即答应“是，是，俺左良玉乃先帝老将，先帝现有太子，是俺小主。那阮马擅立弘光之时，俺远在边方，原未奉诏的”。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崇祯帝虽死犹生，而弘光帝则虽生犹死。主要区别即在于对阉孽和复社态度截然不同。

剧中还把青楼和官场加以对比。青楼妓院，有李香君这种坚持正义、蔑视邪恶的绝妓，有李贞丽这种代友从嫁的正义之人，有柳敬亭这种侠义英雄，有苏昆生这种喜欢帮助别人的清客，有卞玉京这种不愿入宫演戏的女流。但在官场中，除了史可法这样的民族英雄，左良玉这样的忠君之将，其它如江北三镇，许定国、高杰，阮马集团等，他们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真是官场不如妓院。

复社诸友和马阮集团对比。阮大铖在福王登台后，开始尚未被用，便藏在朝房，打听消息，已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马士英出来说： “此系禁地，今日立法之始，你青衣小帽，在此不便，请出去吧。” 阮大铖厚颜无耻地说： “晚生有要紧话说，(附耳介) 老师相叙迎立之功，获此大位; 晚生赍表前程，亦有微劳，如何不见提起?” 马士英说“你的事何待谆嘱。” 阮大铖急不可耐地说： “事不宜迟，晚生权当班役，跟进内阁，看看机会如何。” 马士英马上答应： “我初入阁，未谙机务，你来帮一帮，也不妨事，只要小心着。”马士英设宴万玉园中，请亲戚故旧杨龙友田仰等，阮大铖也来参加，他本不是马士英至亲，可常对人说是马士英的至亲，马士英听到后说“相与不同，也算的个至亲了。”马士英要李香君唱《牡丹亭》未逞，便恼羞成怒，自己出钱要田仰买去做妾，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侯方域、陈定生、吴次尾等复社文人就不同了。他们忧国忧民，互相扶持，在狱中，“三人步月，身轻若飞仙” ，“闻消自遣，莫说文章贱，从来豪杰，都向此中磨炼。”表现出正直，互爱、乐观的品德与情操。与阮马狐群狗党形成鲜明对比。

《桃花扇》通过两条线索的对比描写，揭示了破石之下无完卵的规律，国存家在，国破家亡，作者在侯、李相会栖霞山一节中比较集中地以兴亡之感批判了儿女之情。

李香君是剧中塑造得有个性、有光彩的典型形象。侯方域的《李姬传》中的李姬，能够识破阮大铖的险恶用心，使侯生幸免误中奸计，在田仰威逼利诱下坚守贞操，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李姬为原型的李香君，坚持正义、忠于侯生的性格得到更为突出的表现，形象更为丰满典型。当她和侯方域举行婚礼时，落水狗阮大铖为了结交侯方域，托杨龙友送来妆奁，侯方域有与其和好并出面向陈定生、吴次尾等正直之士分解之意。对侯方域甚相敬爱的李香君却见此而动怒，尖锐地批评侯生：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权奸，廉耻丧尽; 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地也? ”并指出 “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 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说着便拔簪脱衣表白道： “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充分显示了她那种贫贱不移追求纯真爱情的品质。福王登基，马阮当权，炙手可热，补了礼部主事的杨龙友，为新任漕抚田仰用聘金三百两买香君到住所，托清客丁继之、女客卞玉京说服香君。香君自侯生避祸离去，立志守节，不肯下楼; 现在丁、卞来说，她拒不屈就田仰，“卖笑哂，有勾栏艳品，奴是薄幸人，不愿入朱门” ，表现了她珍爱与侯生建立在坚持正义反对邪恶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纯真爱情，不愿为人玩物的高尚情操。丁、卞要杨龙友为香君寻一富贵丈夫，她表示“奴家不图富贵，这话休和我讲” 。丁、卞又以要送她到宫中演戏，终生不能与男人见面相威胁，想用一般妓女不见男子无法生活的愚见打动香君，而香君却只钟情侯生一人，宁愿终身守寡，“只不嫁人” 。丁、卞用管教坊司的高官杨龙友吓唬香君： “触怒他风狂雨迅，准备着桃伤柳损” ，香君不畏高官，明知他们倚势骄横，欺负自己身份下贱，“烟花薄命” ，但她为保住“这无瑕白玉身” ，宁愿“揉碎如花貌” 。她一方面承受着逼嫁的压力，一方面还主动承受东林党人所遭到的政治上的压力。就在这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以桃花扇遥寄侯生，表白自己显明的政治态度和坚贞节操，以及对夫妻团聚、下楼“吃粥” 的美好前程的向往。杨龙友向马士英推荐李香君演唱《牡丹亭》，李香君推病不出，拒绝演出。马士英老羞成恼，自出衣物财礼，派杨龙友送香君给田漕抚作小。李香君用事实揭露杨龙友的两面派行为说： “当日杨老爷作媒，把奴嫁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现放着定盟之物。(急向内取出扇介) 这首定情诗，杨老爷都看过，难道忘了不成?”这是她对杨龙友这个依违于清浊流之间以苟且偷生的无行之辈的有节制然而又很有力的一击。杨龙友企图以“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 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 打动香君，香君斩钉截铁的表示： “便等他三年; 便等他十年; 便等他一百年; 只不嫁田仰” 。因为在香君看来，“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受，倒去跟着田仰么?”李贞丽、杨龙友强迫她妆饰下楼，她始而持扇乱打，继而撞头倒卧于地，“花容碰了个稀烂，诗扇被血溅坏” ，死也不下楼去。李香君不屈就田仰，不屈服于马、田的权势，不只是保持女性的贞洁，首先和主要的是保持政治品质的洁白。虽然东林失势，但她相信侯方域一类东林党人是真正的君子，正义在他们一边，她从内心深处支持他们，和他们息息相通，宁愿为正义而死; 而阮、马、田一类魏党余孽虽则得势，但他们是一批见不得人的小人，是邪恶的代表，她从内心鄙视他们，宁死而不向他们低头。这一点在《骂筵》一出表现得尤为突出。李贞丽替李香君嫁田仰，李香君代李贞丽被挑选演出《燕子笺》，香君一看到马士英、阮大铖、杨龙友并排而坐，便趁此难得的时机，尽情发泄心中怒气： “赵文华陪着严嵩，抹粉脸席前趋奉; 丑脸恶态，演出真鸣凤” ，她以女弥衡自比，痛斥奸党，表白心胸：“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重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话语虽短，却击中要害，痛快解恨。她被推倒于地，但仍不罢休; “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奴家已拼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腹，吐不尽鹃血满胸。” 总之，作者把李香君写成了一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不屈的女中英豪，其高洁的人格、坚定的立场、鲜明的爱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李香君形象的意义在于向我们表明： 在明王朝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最下层的人民是站在正义者一边，爱国者一边。同时告诉我们，象李香君这种本来是用出卖自己求得温饱的人，在关键时刻，尚能坚守贞节，坚持正义，维护正义，为正义而斗争; 而象朱由崧，马阮之流所谓高贵人士却沉溺酒色，肮脏无耻，以至在政治上出卖灵魂，他们是一批政治上的卖淫者，其品质之低贱远在妓女之下。

侯方域作为一个复社文人，在拥立问题上，主张拥戴贤君;在调解四镇争执中表现出他能顾全民族危亡的大局，也出了一些好主意。但他又显得软弱无力，一是文人本身无力，难以扭转福王拥立之势，无力平息四镇之争，劝不转高杰只好还乡避乱，最后束手就缚。二是性格软弱，他得知阮大铖送给香君妆奁是为了结交于他，竟说“原来如此，我看园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还表示愿意向吴次尾、陈定生进行调解。多亏香君劝谏和果断却奁，才免于造成政治上的失足。在《闹榭》一出，陈定生、吴次尾要赶打阮大铖，“挦掉他胡子” ，侯方域却加以阻止，“罢罢，他既回避，我们也不必为已甚之行。”直到阮大铖捕他入狱，还说什么： “我与园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 前者还可以说是幼稚，后者简直是愚蠢可笑的了。

对待香君，他恋其风貌，更尊重其品格情操。香君却奁，他连说：“好， 好， 好! 这等见识， 我倒不如， 真乃侯生畏友也。” 《逢舟》一出，写他为香君已死而哭，又为香君未死而笑; 《题画》一出，写他急于见到香君，为使香君突见惊喜，而又蹑手蹑脚的情态; 题画时的感慨，最后相会于栖霞山时的温情脉脉，都表现他始终如一地对李香君的钟情。和香君不同的是，在正义与爱情之间，他不象香君那样以正义为重，他更多的倾向于男女私情，一上场就唱“细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阮大铖诬陷他与左良玉勾结，欲加害于他，杨龙友要他投奔史可法，他虽认为有理，但又犹豫说： “只是燕尔新婚，如何舍得?”香君说“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之态。”最后与香君栖霞山相逢，国破家亡，别人劝他出家，他还想着夫妻一同还乡。张薇的话提醒了他，也批判了他。他的终于入道，符合当时一般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但不符合侯方域其人的实际。历史上的侯方域在清顺治八年应乡试，曾向清三省督抚张存仁献过“剿抚十议” ，帮助清廷镇压抗清武装。《桃花扇》使侯生走上消极反抗的道路，是孔尚任民族情绪的表现。

《桃花扇》中的柳敬亭，是个豪爽诙谐、侠义爱国的说书艺人。他的戏主要是为侯方域传书左良玉，阻止左部撤离武昌就食南京。再就是替左良玉到南京传送声讨马阮檄文，被捕入狱。《投辕》一场，写他机智诙谐，他把侯书交左，左为自己言行辩解，柳把茶杯顺手掷地，左很生气，骂他无礼，他却说“晚生怎敢无礼，一时的高兴，顺手摔去了” 。左说;“难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他说：心若做得主呀，也不敢手下乱动了。“敬亭讲的有理，只因兵丁锇的急了，许他就粮内里，亦是无可奈何之一着。”柳说： “晚生远来，也锇急了，元帅竟不问一声儿。”左说“我倒忘了，叫左右快摆饭来。”柳摸着肚子叫道： “好锇，好锇。”左催促说： “可恶奴才，还不快摆。”柳站起来就向左的内室走去，“等不的了，竟往内里吃去罢。”左大怒： “如何进我内里?”柳转过头说： “锇的急了。”左说：“锇的急了，就许你进内里么?”柳笑道： “锇的急了，也不许进内里，元帅竟也晓得哩” 。左大笑道： “句句讥诮俺的错处，好个舌辩之士。” 《草檄》一出，柳敬亭拜别左良玉到南京下檄文，饮罢送别酒，激昂唱道： “擎杯酒，拭泪痕，荆卿短歌声自吞。夜半携手叮咛，满座各消魂。何日归，无处问，夜月低，春风紧。”可谓慷慨悲歌，气壮山河，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史可法是个忠君爱国的正义之士，也是个有骨气的抗清将领。他听从侯方域的意见，回书马士英，反对拥立福王，使昏夜来访的阮大铖三吃闭门羹; 拥立之事已成，他虽参加内阁，但被排斥去守扬州，对此他毫不在意，一心抱着“恢复北朝” ，“收复中原” 的宏图大志。他既不象四镇那样争地争位，也不象黄得功那样对福王愚忠。他已意识到“局已变，势难支” ，提出发问： “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到此” ?他感到势孤力单，“只手儿怎擎青天” ，但仍坚守扬州，激励将士，身先士卒，表现出他对明朝三百年社稷的无限忠心。最后到南京保他曾反对过的昏王，待听到“圣上也走了” ，“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 ，投江自尽。

杨龙友是历史转变时期依违于清浊流之间，左右逢援的知识分子投机者的形象。辞院之前，他为阮大铖拉拢侯生; 设朝以后，结交权贵、出卖朋友。他在一种条件下可以干好事，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干坏事。做好事时常常是借花献佛，自己不作任何牺牲，甚至在灵魂深处藏着利己的目的。在干坏事时又给自己留条后路，所谓狡兔三窟。《逃难》一出是他灵魂的大暴露，他只顾自己逃命，香君求他照看，他说“如此大乱，父子亦不相顾，这情形紧迫，这情形紧迫，各人自裁，谁能携带” ，急忙出京逃命。杨龙友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堪称政客的艺术典型。

《桃花扇》作为一部杰出的历史剧，能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很好的统一起来，基本上忠于历史事实，又有虚构和加工，如侯方域的入道，史可法投江等。这些加工有社会原因，也是总体构思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