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

俄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人物是一些非正统的语言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如B·爱钦鲍姆、R·雅各布森、V·什克洛夫斯基、B·托马舍夫斯基、图努雅诺夫等人。俄国形式主义派的主要据点是莫斯科的语言学会(建于1915)和彼得格勒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建于1916)。俄国形式主义派观点的最早论述，见于论文集《诗学、诗歌语言的理论研究》(1919)和雅各布森的著作《现代俄国诗歌》。

俄国形式主义派把文学看作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不是一种社会的反映或一种思想斗争的战场。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诗歌，而不是诗人，是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人们所说的作品的根源或效果。他们坚持区分文学研究与其相近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知识史等之间的界线，因而十分注重文学的“独有特征”和想象性创作的独特艺术手段。用雅各布森的话说，“文学研究的命题，不是文学整体，而是文学特性，也就是那种使某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按照形式主义派的观点，富于想象的文学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话语;它的特征是“强调语言媒介”或“感性的表达方式”。形式主义派认为，在文学这种艺术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语言不单纯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词汇不单纯是客观事物的代表，而它本身已成为一种客观事物，一种能产生乐趣的独立实体。诗人可以借助各种艺术手段，如节奏、音律、谐音、意象等对词汇的复杂结构进行艺术处理，以取得戏剧性的艺术效果。

上述这些方法论的假设，已经通过对节奏、风格、叙述结构等的深入研究而得到了检验。或许，形式主义派最富有成果的工作领域就是关于作诗法的理论。在形式主义派看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外表装饰，即采用音律、韵律、头韵等对普通的言语进行装饰，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具备完整结构的话语。它和散文有着质的不同。它有自己的整套结构系统和内在规律——诗歌是“一种以其语音结构贯穿始终的言语”。节奏作为一种外形特征，体现于诗歌语言的各种结构层次上。诗歌语言的节奏特征有助于阐明诗歌中的音、义关系——这个诗学中的关键问题。

形式主义派的文学研究方法与那种统治了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单纯考虑“社会意义”和“思想内容”的文学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形式主义批评家在研究俄国文学大师的著作中，所得出的看法也是与传统观点迥然不同的。对于果戈理的《外套》，当时的传统批评家赞美它是一篇同情与捍卫“小人物”的感人的辩护词，可是在B·爱兴鲍姆的笔下，这篇作品被说成是一种怪诞风格的范例。对于普希金，形式主义批评家不是从世界观，而是从诗歌的风格和类型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认为：普希金是18世纪俄国诗歌的光辉顶峰，而不是俄国浪漫主义之父。对于青年托尔斯泰的表现道德危机的作品，形式主义派从美学角度重新评说，认为是对浪漫主义陈腐风格的一种挑战，是为创造一种新的风格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形式主义派则主张发现新颖的题材，达到精湛的美学质量，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在视觉艺术方面，他们赞成构成主义和立体主义等流派。

最初，形式主义派的代表人物过分强调了他们观点的特殊性。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贬低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否定一切美学范畴之外的文学批评观点。然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抨击面前，他们才终于醒悟过来，试图将美学分析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

形式主义运动的影响于30年代波及到了其他的斯拉夫语国家，尤其是后来居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集合在布拉格语言学派周围的一批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家，如D·西泽夫斯基、J·穆卡罗夫斯基、R·韦勒克以及1920年后便一直卜居在布拉格的R·雅各布森，又重申了俄国形式主义派的基本学说，并对之作了更加严谨的阐述。

从更加广阔的范围看，俄国形式主义是现代文学艺术结构主义流派最具活力的先导之一，后来又传入英、美文学批评界。形式主义派的理论与“新批评派”，尤其是以克利恩斯·布鲁克和罗伯特·潘·华伦为代表的新批评派的“有机论”分支，有着许多共同点。布鲁克强调一首诗的有机统一，而反对对它作“随意的曲解”，同时又对诗歌语言的“含混”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结构”(如反语、似非而是的隽语等)在表达意义方面的问题十分注意。布鲁克的这些观点与形式主义派后期的观点十分相近。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两个流派的近似之处在于分析方法，而不在于评价标准。多数英、美新批评派致力于建立一些绝对但也有一定灵活性的，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文学的批评标准，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则直率地主张相对的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