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道家道教·道教的鼎盛

唐代道教 隋朝末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道改，老君子孙治世”、“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政治谶语。这些谶语，一方面动摇了隋朝统治，统治者因之下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加速了社会的动乱。另一方面，有志之士也利用这一谶语大造政治舆论，蠢蠢欲动。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晋阳，道士们积极响应起义军。楼观道士岐晖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称李渊为“真主”、“真君”，开仓献粮，支持起义军。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密传符命。道士的附称，实际上是利用老君李姓，附会李渊集团制造皇权神授，以此来号召社会民众，推翻隋朝腐败的统治。

唐代结束了从东晋南北朝以来胡戎交替侵犯、南北分裂的纷乱局面，创造了欣欣向荣、刚健乐观的社会局面。伴随着门户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波斯的祆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景教等纷纷从丝绸之路和海上航道传入中土，在长安及大城市商埠出现了礼拜寺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传教活动。多民族的交往，多种文化思想的交融，多种音乐艺术的交杂，表现了多元文化的形态。与此同时，社会政治中也有一种以宗教作为统摄意识的中心目的，将道教与儒学、佛教综合起来的三教平等互存的形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宗教鼎盛时期。

李氏唐朝建立后，尊崇老子为“圣祖”，遮掩唐宗室原为北魏拓跋氏之后的事实，力图抬高唐王朝的社会地位，有目的地利用老子编造政治神话。武德初年，唐高祖称老君显灵下降羊角山，诏令于其地建立太上老君庙，举行盛大的崇祀活动;同时，因楼观道士佐唐有功，赐赏丰厚，并对道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推崇的政策。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道教在全国各地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唐朝初期崇奉道教的另一个政治原因是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的发展。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排佛、梁武帝崇道尊佛、周武帝抑道毁佛，都成为社会政治中的大事件，都是政权斗争的产物。唐高祖和唐太宗虽然尊崇道教，但并不迷信道教，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服务。《旧唐书·太宗纪》曰：“南朝梁氏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子之教，致使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提出以中华本土之道教为先，儒教居中，佛教为末的三教序位，认为：道教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教主老子，是唐宗室的先祖，李氏王朝的建立，实赖老君的功德。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祭祀老子，下诏重申：“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然则大道之行，肇于邃古，原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同时，朝廷还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命朝内百官研习《老子》五千文，科举策试增加《老子》条目，设立宗正寺，掌管道士佛徒。由于政策的优惠，出家为道的人数激增，道馆林立，道教在全国很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佛教徒们也不甘示弱，围绕着道、佛二教教义优劣之争，华夷先后之争，老子西去化胡之辩的佛道争论由此展开。僧法琳等作《辩正论》驳斥道教，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等反驳佛教。由于唐王室的支持，道教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图16)。

盛唐时期的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随着道派的涌现，经典的编纂，宫观的兴建，仪轨的修定，道教逐渐成为国教，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玄宗在武则天、韦后专政下度过青少年时代，对两后利用佛教和僧人称帝专权深恶痛绝。即位后，一改中宗、睿宗旧制，推行崇道抑佛政策。他在天宝改元诏书中声称：“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混元圣记》卷八)设置老子在佛儒之首，称为“万教之祖”，确定了道教的领导地位。

唐玄宗在治国经略上，主张“发挥道教，弘长儒风”，即以道家思想为精神主导，以崇奉道教淳德天下，以儒家纲伦整治社会。

唐玄宗一再强调以道治天下，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又言：“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自化。”所以，唐玄宗认为帝王好清静之化，施无为之治，“同归清静，共守玄默”，那么，为臣者可以保身，兼济于人，百姓自然返朴归真，安分守己，乐于家业，知善而不犯刑。上下合道，天下同心，社会昌盛。这就是唐玄宗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唐玄宗竭力推崇《老子》，尊封为《道德真经》，视为李氏王朝的“家书”，诏谕天下“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诏庆唐观》)希望“同心同德，化流四裔。……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再诏下太上老君观》)玄宗还亲手注释《道德真经》，颁于全国，命令设立崇玄馆，招收生徒，研习《老子》以及《庄子》、《文子》、《列子》，命贡举加试诸策，以明经例保举后，可获得崇玄博士称号。

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加封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年又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又进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在全国范围内增建老子庙，两京改称太清宫、太微宫，毫州老子庙亦称太清宫，天下诸州的改称紫极宫。诸宫皆拟宫阙之制，祭献太清宫的礼仪与祭献太庙同。玄宗又命名地铸老子像，或绘祀老子像。老子不仅是唐王朝的“圣祖”，而且也成了护国、护教神。

盛唐时期，涌现了许多道派，有正一派、高玄派、昇玄派、金明派、三皇派、灵宝派、上清派等。各派间俱有严格的经戒、法箓传授次序，有不同的斋醮仪式。出现了众多有名望、有道术的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杜光庭、张万福、史崇玄、叶藏质等。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又自号白云子、天台白云子、中岩道士、赤城居士。河内温人。出家于嵩山。得潘师正亲口传授《金根上经》、三洞秘箓，以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研习道教经典，成为陶弘景正一法统的三传弟子。

景云二年(711)，司马承祯奉旨入宫，睿宗问其阴阳数术和修身治国的大事，司马承祯以老庄哲学、道教思想的“顺物自然”、“淡漠无为”为宗旨，向睿宗说教，深受睿宗的赞许(图17)。

玄宗时，司马承祯被多次召见，并向皇帝亲授法箓和上清经法。司马承祯认为五岳山川祭祀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上书请别立斋祠，玄宗听从其言，令在五岳名山重建真君祠，祠内诸神形像、冠冕、章服、佐从神仙、殿宇设计，以及祠内的各项制度，皆由司马承祯按道教经典推意创造。由皇帝亲自许令道士在五岳重镇按道教传统建立斋祠，主持祭典，这在道教发展史上是少有的，这不只是由于唐玄宗本人信奉道教的缘故，而应该看到这是唐朝统治者借此笼络道徒，麻痹人民，利用神权为王权服务的需要。从道教方面来看，创立道教斋祠，主管五岳祭祀，是由司马承祯首开先例，从此，道教得以参加国家重要祭典活动，并与儒教祭祀山川的礼式抗衡，扩大了社会影响力。随着道教宫观的建立和发展，道教科范仪式的完善，道教更加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司马承祯宗教理论思想主述于老庄哲学，兼受儒教的影响。同时，在唐初佛教流行的情况下，也兼受佛教哲学的理论影响。在多重影响下，司马承祯宣扬清静无为、主静去欲、修心得道的道教修炼思想方法，秉承道家哲学的宗旨，提出“坐忘”的论点。坐谓本心不起，本心不被外念惹动。内不接物，外不逐物，摄澄一切烦恼、物欲，忘乎一切内外事物，达到这样极其虚静的程度，便能合“道”大通，在道教修炼上，则谓之“得道”了。

宋叶梦得《玉涧杂书》曰：“道释二氏，本相矛盾。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张右史曰：“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这样一种摒弃一切感觉和思维活动，强抑制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修炼过程，乃是由“渐悟”以至“顿悟”的修炼。这种方法宗源于道家哲学思想，同时又兼取佛教宗旨，与佛教的止观、禅定方法相类似。

司马承祯“收心”、“坐忘”的修炼思想，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宋代理学家程颢所宣传的“定性”，即使人保持心理状态的平静，既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欲故静”的去欲主静说等，与唐代道家、道教哲学思想均有师承关系(图18)。

唐帝国在宣宗大中(847～859)年间曾一度“中兴”，之后，国势便江河日下。唐武宗、唐僖宗好长生术，耽溺于金丹方术之中，迷信神鬼，崇道灭佛。黄巢起义后，帝室避难入蜀，仍重开道场，扶持道教，造成前后蜀的信道风气。道教在四川的复兴，直接影响了江西、南唐地区的道教活动，促使了北宋真宗、徽宗的崇道。

宋代道教 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如果说北宋的道教基本上沿袭了隋唐以来的旧传统，那末，南宋以来，以道法为主体的旧道教日趋衰落，而以炼养、内丹为主的新道派相继产生，对金元明以后的道教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由于五代时期社会战乱，一些不愿仕宦的儒生和失意的官僚们往往以黄老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支柱，因而北宋初年，黄老道家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还相当广泛，不仅出现了苏澄隐、陈抟、魏野、柴通玄、种放、贺兰栖真等一批著名的隐士和道士，而且宋太宗及其宰臣吕端、吕蒙正、李琪、李昉等也是黄老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为了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皇室在社会上极力推崇黄老之道，把黄老思想既作为政治思想，又作为宗教思想。

宋真宗朝大力推崇道教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开始。此时北边辽兵压境，真宗在主战派寇准等人的坚持下，统兵于澶州，被辽兵围困，订立城下之盟。从此，主和派导引朝纲，真宗也转而希求神灵保护王室，编造《大中祥符》三篇“天书”、降临人间，尊黄帝为赵氏始祖，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尊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大肆祭祀，封禅泰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少见的崇道活动。

宋徽宗尊崇道教始于政和年间。首先，大肆宣扬天神下降，授以符书，亲作《元真降临示见记》颁示全国。其次，崇尚道士刘混康、林灵素、张虚白、王文卿、王老志。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使宋徽宗成为人君国主、天界尊神、教团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同时加封山神、龙神、城隍、岳渎等民间祭祀之神，并在全国各地增建、扩建道教宫观。

赵宋王朝还设置道官、道职，建立道阶品位，整肃道教纲纪。政和四年(1114)，徽宗下诏“诸路监司，每路通选宫观道士十人，遣发上京，赴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候习熟遣还本处。”又下令各地州县，仿照儒学的形式，设立道学。重和元年(1118)，徽宗下诏“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初入道者称道徒，每年进行考试，根据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老士等名号。(这些名称相当于官品的五品到九品)又依儒学的贡士法，学道之士亦可通过考试为贡士，到京师入辟雍或太学学习，并可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则称为高级道士，授以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纪》载：“重和元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道官中最高的称“金门羽客”，可以佩带金牌，出入宫禁。

由于宋徽宗的崇道，道士获得殊荣，逐渐干预朝政，利用皇权，打击佛教、巫教、明教等民间其他教派，引起其他教徒的不满。由信奉明教的方腊率领的民众起义，就是历史的印证。

因循保守、苟且偷安的政治路线与尊儒学、崇道教的思想路线，导致宋朝的政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激起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宋王朝。虽然，自真宗统治以来，有识之士屡屡上书，改革朝政，如王禹偁建言“五事”，宋祁主张免除“三冗三费”，范仲淹建策“新政”，王安石实施“变法”等，但这些都未能挽救宋王朝的衰落。宋徽宗一生信奉道教，直到作了金人阶下囚时，犹穿紫色道袍，头戴逍遥巾。这样的下场，也是对道教的最大讽刺，最好的鞭斥(图19、图20)。

道教内丹派与道学 隋、唐以来，道士煅炼金石物质，服食丸丹，借以成就金刚不朽之躯的金丹道风靡于世，帝王、官僚、富贵阶级争相倡导。然而在众多的服食者面前，其弊害也逐渐败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载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服丹药中毒致死。五代蜀何光远《鉴诫录》谓梁太祖服方山道士庞九经所进金丹，眉发立坠，痈疽发背而亡;南唐《钓矶立谈》记载有南唐烈祖服金石药，患痈致死的史实。此外，道士烧炼黄白之术，实际都是炼药金银，以混淆真金银，谋利钱财，在社会流行，便成一害。因此，外丹术逐渐被世人视为欺人之术而遭到鄙弃。

道教历来认为宇宙是大天地，人体是与自然相应的小天地。天地自然的形象、变化与人体生理机制的形态、性情的变化是相似、相应、相通的。当模拟自然的外丹金石术在实践中失败后，道士们则从道教故有的胎息、服气、存想等内炼法转变而为模拟自然的内丹道。

隋文帝开皇(581～600)年间，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托言学道茅山，得大茅君秘旨，著《旨道篇》，创“内丹”之说。唐刘知古撰《日月玄枢论》，以内丹思想解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五代彭晓撰《还丹内象金钥匙》，阐发内丹思想，内丹学说开始兴盛。其后著名者是钟离权、吕洞宾，后代奉为内丹始祖。

钟离权，又称汉钟离，(图21)，传说为仙人。唐末吕洞宾游华山，遇钟离权，受“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传授金丹大药之道(见宋吴曾收石刻《吕洞宾自传》)。吕洞宾，唐代山西礼部尚书吕渭之孙(见《岳阳风土记》)，咸通初年举进士不第，后避兵乱，携家隐居终南山，学老子之法(见《雅言系述·吕洞宾传》)。吕洞宾用易学象数理论参以《灵宝毕法》来研究炼养之道，提倡身体、精神同时修炼(即性命双修)的内丹术。两宋以来，道教内丹派便以钟、吕一系为主流。

南宋李简易《玉溪子丹经指要》卷首载《混元仙派图》，列出钟吕一系传承谱有八十余人，其中第四代传人是两宋内丹道最重要人物张伯端、陈抟。

张伯端(987～1082)原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天台人。宗承钟吕派内丹说，主张一己清修。以魏伯阳参合《周易》、《老子》著《参同契》，慧忠禅师序老庄之言为例，提倡“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的观点，著《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等。宗承传统内丹学，以《道德经》、《阴符经》为依据，把内炼成仙的原理建筑于人身一小天地，阴阳合和与道大同;返根复命，与世长存的天人合一论和归根返本论之上。其学术思想，始则以儒入道，倡以道教内丹为中心的三教归一论，继而又出道入禅，以禅宗性学为宗旨;最终形成了道禅融合、先命后性，以求得无生空寂、神通妙用境界为归宿的独具特色的内丹南宗派。

陈抟(871～989)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少年时，喜欢研读《易》经，精通诗、书、方药、数术诸学。在仕途受挫后，开始访道求仙。曾跟从邛州天师观高道何昌一学“锁鼻息飞精”方法(即蛰龙纳气法)，后隐居华山，专炼内丹术(见《宋史· 陈抟传》、《宋史·朱震传》、《宋史 · 李之才传》等)。

陈抟作为宋初道教炼养士，将《易》、《道德经》、《庄子》、《参同契》等道家、道教学说与道教炼养术结合，借易理、道家思想以建立其模拟自然的修炼理论;并绘制成图，开创图学，以阐述道教修炼术。正如明末清初黄宗炎《太极图辨》所说：“图学从来，出于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以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

明黄宗炎《太极图辨》中记述了陈抟《无极图》的模式(图22)，以图解的方式把内丹修炼的过程分为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五个阶段。在阐述性命双修法中，又分为守玄牝、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五气朝元、取坎填离、炼神还虚等若干步骤。

《无极图》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性命双修的体验过程。“性”，指心性、精神，修性即修心，即思想精神的煅炼，“命”指具有生命的活力，是人体的元精、元神、元气。修命即固精养气，“存精、养神、炼气，此乃三德之神。”(《诸真圣胎神用诀》引《陈希夷胎息诀》) 《无极图》丹法不作符箓、鬼神之谈，只讲培养三宝(精、气、神)以精为生命基础，以意念专注克制身心引导真气运行，强调精、气、神合凝的变化作用。陈抟曰：“道化少，少化老，老化病，病化死，死化神。神化万物，气化生灵，精化成形。精、气、神三化，炼成真仙。”(《诸真圣胎神用诀》引《陈希夷胎息诀》) 炼气化神的“化”，与炼神还虚的“还”，突出地表现了陈抟内丹思想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以及物质由量变达到质变的自然观。

自东汉以来，魏伯阳《参同契》仅限于道教内部秘密传授，后蜀彭晓分章详解《参同契》后，才得以在社会上公开流传。《参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毂正轴。”依此，彭晓注解中绘制了《水火匡廓图》(图23)的右半为坎水;左半为离火，这正是《无极图》中的“取坎填离”。

《参同契》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依此，彭晓绘制了《三五至精图》(图24)，这又被吸收过来，成了《无极图》中的“五气朝元”。

朱熹说：“《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可知陈抟《无极图》模式及内丹理论与魏伯阳《参同契》、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有相承渊源。

《无极图》丹法思想与理论基础渊源于道家哲学与老庄思想。“无极”是道家所主张的宇宙本原，《老子 · 知其雄》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庄子·在宥》篇：“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列子·汤问》篇：“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又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无极”在道家、老庄思想中主要用来表示道的无形无体、无穷无尽的特点，而在《无极图》中被用来表示世界最终本原，内丹修炼的超脱境界，成为陈抟思想体系的最高哲学范畴。

《老子·道生一》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致虚极》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提出了宇宙中万物生成论。陈抟《无极图》中炼精化气，即把人身精、气、神三宝合三为二;炼气化神，即合二而一;炼神还虚，一归于无;返归自然宇宙，构成了两宋内丹逆炼返本，归根复命的哲学基础。

《老子·致虚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又曰：“归根曰静，静曰命。”认为静是动的主宰，是命的根源，不欲以静，清静无为是道家、道教的真髓。陈抟丹法中也强调无欲主静的观念。《玉诠》引陈抟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生阴之静，非真静也，是动中舒缓处耳，亦动也。是以生生不息，变化万殊。万殊既成，吉凶出焉。圣人作《易》，所以指吉凶，推变化。要之必以守贞为主。故《易》者，戒动之书也。”(《玉诠》卷五)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无增无损，修心养性，成为陈抟内丹修炼的核心。

陈抟说：“修玄无别法，只须冥心太元，体认生身受命之处，而培养之，扶植之，保护之而已，故曰归根，曰复命，要不出冥心凝神四字。”(《玉诠》卷五) “冥心凝神”内观诸己，正与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坐忘”思想相一致，均渊源于庄子哲学思想。《庄子·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能作到心斋坐忘，冥心凝神，就可以忘乎一切，入于不死永生的境界，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复归于本原。这正是道家哲学、道教思想、陈抟内丹道所共同追求的境界。

在陈抟《无极图》的基础上，周敦颐创制了《太极图》。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宋史·周敦颐传》) 周敦颐《太极图》以及《太极图说》是吸收道教理论从改造陈抟《无极图》而来。黄宗炎《图学辨惑》曰：“此图原名《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周子得此图，而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以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图说》中采纳了道家和道教思想中的“无极”概念和“无欲故静”的命题来修订和丰富了原有思想体系中的宇宙论和伦理学。

《图说》一文二百余字，其中三次谈到“无极”：一是“无极而太极”;一是“太极本无极”;一是“无极之真”，认为“太极”来自“无极”，“太极”属于“有”，“无极”才是“无”，是宇宙的本原。这样周敦颐在吸收道教“无极”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宇宙起源说的新范畴，成为他所开创的道学宇宙生成论。

《图说》中强调“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并自注“无欲故静”，把“主静”和“无欲”作为立人道之极。周敦颐认为人秉天地之灵气而生，人性是阴阳五行妙合而成。人在社会伦理中的道德——中、正、仁、义，也是天地五行之性在社会伦理方面的自然体现。人遵循这些社会道德，便能去欲安静，无妄无事，成为圣人君子。而道教认为“道”是阴阳五行的至精凝聚体，人所具有的道性，亦是阴阳五行的至精。天人一体，效法自然，以己身为一小天地，遵循阴阳五行生克的规律，即可得道，归真返朴，成为真人。因此，“天人一体”，“道法自然”是道学、道家、道教都承认而且奉为思想圭旨的哲学思想。

道家道教主张“守静去欲”，追求成“真”，成“仙”;道学儒家主张“无欲故静”，求成“圣人”。《太极图》阐述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伦理道德同自然的关系，因此，“无欲故静”这个命题，本是道家和道教的内容，周敦颐是第一个把它们吸收过来，纳入《太极图说》中，作为两宋道学的思想内容。

北宋初年，陈抟《无极图》问世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传至周敦颐，又被改造成为宋明道学(理学)的奠基——《太极图》，为道学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而相当完备的宇宙起源说。邵雍继承陈抟《先天图》，并推演弘大“心法”，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象数体系，概括宇宙间的一切命题。直至南宋，朱熹集周、程、邵氏之学为一体，成为两宋道学集大成者。

总而论之，宋代道学与道教在宇宙论、自然论、伦理观以及“天人一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吸取、相互融合的关系。儒家、道家、道教交融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促成的潮流，也是在基本哲学思想方面相通、相同，交流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