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教育科举·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治术人材的选拔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而完备的制度，可以统称为选考制度。
中国古代的选考制度几经调整和变迁。西周以前，据说已有乡举贤能或乡举里选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养士制度。秦朝实行了吏师制度。汉朝实行荐举制度，或称察举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也称九品官人法。隋唐以后改行科举制度，经宋、元、明、清，至1905年止，延续1 300年之久。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一般认为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根据《旧唐书·杨绾传》记载：“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薛登传》也称：“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正式设置进士科，实行以试策取士，改州郡推举为州郡考试。这种按规定科目逐级考试选任官吏的办法，就叫科举(图255)，也称开科取士。科举制度与各种形式的选举制度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更有效地由地方世族手里集中于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又满足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寻求发展机会的欲望，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第二，把读书、应试、做官密切联系起来，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开启了获取高官厚禄，享受富贵荣华，求得光宗耀祖的门径;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克服了选任官吏只重品行、门第，忽视知识、才能的倾向和弊端。因此，科举制度的产生，既有社会的或阶级的原因，又有历史发展和教育内在规律在起作用。
科举制度大盛于唐朝。唐朝初步确立了科举考试的程式，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唐朝科举考试的设科大致可分两类：一曰常科，即按较固定的科目定期举行考试;二曰制科，即出于朝廷临时特需或某个帝王的个人好尚，不拘常格，专取非常之才，故也称特科。常科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其中又以明经、进士二科为最盛，得才也最多，而进士尤受尊崇，得第也最难，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制科名目繁多，不下60余种。所考试内容因科而异，一般是儒家经典、文词诗赋、当朝时务政令等。考试方法常用的有5种：一为口试，当场问答。二为帖经。主考者选经书中一页，遮盖左右两边，只留中间一行，另裁纸帖盖数字，令被试者将盖住的字读写出来。要求熟读死记经文。类似现今考试中所采用的填空题。三为墨义。主考者以经书命题，令被试者照经书简单机械作答，例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类似现今考试中所采用的简答题。四为策问。主考者以经书命题，令被试者联系当时政令时务撰写短文作答，也称时务策。类似现今考试中所采用的问答题或命题作文题。五为诗赋。以限定的格式、文体作诗作赋。这些方法，最初曾想全面考核考生的知识和能力，但不久便流于形式，变为僵死的程式。科举应试者一旦得第，便倍受尊崇，读书士子奔趋若鹜，许多人倾毕生心血于此途。唐太宗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赵嘏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揭露此情更为形象逼真。科举得第，荣崇太高，竞争激烈，弊端丛生，遂遭多方面的责难和批评。不过当时批评科举者多为显贵世族，他们力主“仍依古制”，目的乃在于维护显贵子弟做官的特权，堵塞寒士入仕之门。但是，普遍指出科举考试偏重词章，浮华少实，通伪作弊，以图侥幸，也的确切中科举取士的弊端。
宋朝更重科举，进一步扩大科举及第名额，抬高及第者的地位和待遇，并做了某些必要的改革，制度规程也进一步完备。规定应试者需在官学受教300日以上始得应举，考试科目更突出进士科，考试内容和方法以经义为主，严密立法，改用糊名誊录(密封试卷)，以防舞弊和门第势力干扰，使科举制度对一般士子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集中代表了这种意图。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绘画解人颐》卷一)结果提倡科举愈甚，其弊端也变本加厉，防弊之法愈严，作弊之技益精，非但不能选拔出为天下国家所用之才，反而败坏社会风气，摧残大批有为之士，遭到更多人的批评。王安石改革科举不遗余力，结果事与愿违，他痛切地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后山谈丛》)南宋吏部尚书赵汝愚也上疏称：“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选修之志，视庠序为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
元朝本不重科举，初行科举取士多为笼络和吸引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效力，但不久也全力推行，并详定程式，规定三岁一举，每试三场，遂成定例。为适应其民族歧视政策，采用南北两榜取士。蒙古、色目人为北榜，要求极低;汉人、南人为南榜，要求甚高。自元朝始，由于确定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科举考试遂以程朱理学家注释的《五经》和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
明朝科举较前更盛，制度也更为周密，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对读书士子的思想控制也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科举考试成为读书人的指挥棒。明太祖正式规定：“中行文武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洪武十七年(1384)正式确定三年大比之制，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自下而上的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秋季，举行乡试，也称“乡闱”或“秋闱”;每逢丑、辰、未、戌年春季，举行会试，也称“省闱”或“春闱”。整套考试分为四个步骤或阶段，第一步为“郡试”，也称“小考”，考选府、州、县的俊秀诸生，中式者称“秀才”;第二步为“乡试”，将郡试考选的诸生，试之于省会，中式者称“举人”，举人之第一名称“解元”;第三步为“会试”，以各省考取的举人，试之于京师礼部，中式者为“贡士”，会试第一名为“会元”;第四步为“廷试”，也称“殿试”，会试取中之贡士，经皇帝亲自策问，区分为一、二、三甲，发榜以序名次，第一甲只3人，顺序称状元、榜眼、探花，第二、三甲各若干人。这些人都是得到金榜题名的人(图256)。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就是说得此殊荣为人生最大喜事。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者，被称为“连中三元”，是最不易得之事。明代科举考试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以宋儒注疏的《五经》，特别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命题，限用 一定格式、体裁、语言、字数的应试文章，只准“代圣贤立言”，不得发挥己意。这是一 种禁锢思想、不务实学的僵死形式化的浮文虚词。科举考八股文，学校也教八股文。学校虽设经史科目，不过具文而已。生员埋头于“程墨”、“房稿”等八股刻本之中，不知世上还有其他学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尖锐地抨击了八股考试的危害：“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 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 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率天下而为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衰，心术由此坏”。“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可须一年而成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坑!”真是揭露得淋漓尽致。
到了清朝，科举考试更加腐败。读书人连经书都不读，直接把历代文人应试之文搜集起来背诵若干篇，以应考试。有人还专门编印这类文稿供士子背读，称为“坊稿”、“闱墨”，类似现今的试题答案汇编，科场舞弊更加花样翻新，作弊手段五花八门(图257)，如：贿买、钻营、夹带、枪替、割卷、传递、冒名、顶籍，无奇不有。有人将答卷写好，夹在袖口里，藏在食品中，写在衣服上。防弊措施也日益严密，军警监守考场，入考场搜遍全身及衣物，更令试子更衣沐浴，试卷糊名誊录，军警押送，但终究防不胜防。统治者多次采取各种应变措施，仍是治标不治本。这标志着封建制度日趋没落，选拔人才的办法也走进了死胡同。终于在1906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了。
科举制度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历1 300年之久，其中既有优点也有局限。科举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央集权与调动地方和个人积极性的矛盾，但助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不良社会风气和投机侥幸心理，以致产生种种钻营舞弊之恶习;科举考试将读书、应试、做官联系起来，使培养人才与选任人才结合一起，但导致了科举控制教育，使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科举考试克服了单纯以品行、门第取人的偏向，但未能实现以知识能力取人，“任人唯贤”，反而把士人引向死读书、背教条、务抄袭的死路;科举考试建立了统一的考试内容、标准、程序、步骤和方法，但滋长了形式化、教条化、呆板僵死的弊病。所有这些流弊的总根源主要不在考试制度本身，而在日趋没落的社会制度。没有良好的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有科学合理的选任人才的制度和办法。当然，人才的选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在选拔人才时如何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如何调动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又能应国家之急，服从国家需要;如何使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如何兼顾品行、知识、能力等全面要求;如何使考试标准化，而又避免呆板僵化，克服形式化、教条化，等等。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 十分完美的解答。但是在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为解决这些问题做过种种尝试，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使人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