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兵家韬略·治军韬略

从夏朝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国家常备军开始，军队建设就成为历代军事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治军韬略也随之产生。从孙吴兵法到《曾胡治兵语录》，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古代治军理论和韬略。这些理论和韬略，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带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其中一些已经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的发展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也有一些反映了带有共性的军队建设规律，例如“以治为胜”、选将任将、“教戒为先”、利器足食等等，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治为胜“以治为胜”是吴起的治军名言。吴起不仅是与孙武齐名的军事理论家，而且是以治军有方著名的将帅。吴起治军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军、恩威兼施，主张依靠严格的管理，建设一支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父子之兵”。这与孙武的“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吴起认为，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不在于数量的多少(“不在众寡”)，而在于“以治为胜”。他认为，“治”由“法”生，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军队才能做到平时秩序井然，战时威武雄壮，前进后退都有节度，左右运动服从指挥，虽然处于绝境仍能阵势不乱，虽然分散行动也能保持战斗序列;将领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军队“上下同心”，“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这样的军队，就会所向无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否则，“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吴子·治兵》) 吴起治军，言出法随，赏罚严明，“爱兵如子”，与士卒同甘共苦。在魏军与中山国的战斗中，有一个上卒生了毒疮，吴起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就用嘴把毒疮中的脓血吸出来。这位士卒的母亲听说后痛哭流涕，说他的丈夫从前也生过毒疮，吴将军为他吸出脓血，他以死相报，战死疆场;现在儿子又将以死相报，不知又要身亡何处。在魏军与秦军的一次战斗中，吴起尚未发令冲锋，魏军中一个士兵就冲向敌阵，并且斩获敌军两个首级。返回魏军阵地后，吴起立刻下令处以死刑。执法官说这个士卒作战勇敢，请求不要杀掉。吴起惋惜地说：“他的确很勇敢，但是没有按照命令行动，只好杀了他。”吴起的以法治军、恩威兼施的治军思想和实践，被后世将帅视为治军准则和行动楷模，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尉缭子》进一步指出，“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尉缭子·制谈》)就是说，以法治军，必须首先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军队的行动制度化规范化。这样，才能做到纪律严明，行动一致。

选将任将 选将任将是否得当，关系战争的胜败和国家的安危，是历代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不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产生了吴起的《论将》、诸葛亮的《将苑》、戚继光的《练将》等专门著作和篇章。他们认为，“国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赖者将”。“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公元前220年，刘邦做了皇帝以后，总结他战胜项羽、夺得天下的经验，发了一番著名的议论：“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汉书 · 高帝纪》)。这番话说明，是否善于选将任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代军事家认为，选将任将必须选贤任能，知人要兼明善恶，用人要舍短取长。一方面，他们对将帅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孙子兵法》把“智、信、仁、勇、严”作为选择将帅的标准。《六韬》把“勇、智、仁、信、忠”作为将帅必须具备的条件。后世兵家的论述大同小异，要旨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此外还要具有敏锐、沉着、果断、坚韧等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不可求全责备，认为“人之所能，不能兼备”，“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主张“量能授职”，“弃其所短，任其所长”。

古代军事家认为，不仅要“将得其人”，而且要“驭将有方”，特别是要处理好君主和将帅在兵权问题上的关系。战争的规律要求指挥权的高度集中统一(“凡兵之道，莫过乎一”)，又要求将帅具有机断指挥的权力(“出军行师，将在自专”)。他们指出，如果将帅的一切行动都由君主操纵，“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就会贻误战机，导致失败。所以，历代有见识的君主、将帅都主张，“将在军，不从中制”，“君命有所不受”。在保证君主对军队的统一指挥的前提下，给将帅以临机专断的权力。唐太宗李世民以善于“驱驾英才”著称。他总结自己的驭将之术，主要的就是“推心待士”，“洞然不疑”;“委任责成，备尽其用”;“斥远群小”，“保全功臣”。因此，李世民与其手下将领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尉迟敬德原来是李世民的敌人刘武周手下大将，归降李世民以后，他部下两员将领叛逃。有人因此猜测尉迟敬德必叛，就把他囚禁起来，劝李世民把他杀掉。李世民不但不杀，还把他召入内室，温语劝慰，赠送财宝。尉迟敬德感动至深，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成为李世民手下一员猛将，在唐朝开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李靖是一位精通兵法、战功卓著的将帅，也是李世民引为知己的爱将。贞观四年，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行军统帅，东征突厥。御史大夫萧璃弹劾他“御军无法”。李世民一面公开“特敕勿劾”，一面私下对李靖“严加责让”。后来查明所谓“御军无法”是谗毁之言，李世民就劝慰李靖，赏赐财物，后来又加官至尚书右仆射。为此，李靖感恩戴德。贞观八年，李世民决策西征吐谷浑。李世民心目中的理想统帅首推李靖，但是考虑到李靖年老多病，不忍开口。李靖得知李世民的意图以后，毅然“请行”，主动承担了西征统帅的重任。这些事例说明，善于选将任将是成功的治军韬略。

教戒为先 古代军事家认为，“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将苑· 习练》)。把未经训练的军队用于打仗，等于把士兵白白送给敌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因此，他们主张把教育训练列在治军的首位。“用兵之法，教戒为先”。训练内容，一是“练心”，二是“习武”。所谓“练心”，包括将帅士卒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和战斗作风的培养教育，目的是用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统一军队的思想(“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令民与上同意”)。他们认为，“人心齐一，则百万之众即一人之身，将知兵，兵知将，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而常胜在我矣”(《登坛必究》卷十三)。以善于练兵著名的戚继光，对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言教与身教的关系作了生动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功名利欲，与心为敌，无异于寇”，能“攻心寇”，才能“剿外寇”，首先要战胜思想上的敌人，才能战胜战场上的敌人(《止止堂集 · 愚愚稿》)。“练兵之法，莫先练心。练心之法，不外身率”。必须以身作则，“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身教重于言教。特别是他提出把文艺活动纳入政治训练，选择“忠义激烈”的诗歌教将士吟唱，禁止“勾惹淫思，鼓惑思乡”的淫曲滥调在军营中传播，并且亲自作《虎蹲炮铭》教士卒记诵，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是他对兵家治军韬略的独创性贡献。

所谓“习武”，内容不单指练技击、阵法，而且包括用兵韬略，方法注重“实用”，强调“实练”。特别是对将帅的培养训练，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重视。三国时代的东吴青年统帅吕蒙(178～220)，原来是一个行伍出身的老粗，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孙权建议他认真读书，以增长知识，开拓思路。吕蒙说军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耐心地劝导他：“我并不是要你攻读经书成为博士，而是要你通过读书学习历史经验。你说军务忙，能比得上我吗? 我小时候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统领东吴大事以来，又读了三史和诸家兵书，自己觉得受益很大。你很聪明，只要肯学，必有收获。怎么能借口军务繁忙不认真读书呢? 汉光武帝刘秀领兵作战时，手不释卷。当今的曹操也自称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能勉励自己呢?”孙权还指导吕蒙，首先从《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和三史读起。经过孙权这一番劝导，吕蒙幡然醒悟，从此发奋读书，成为智勇双全的统帅。有一次，鲁肃(172～217)与吕蒙讨论对付西蜀大将关羽的谋略，吕蒙当场为鲁肃“画五策”。鲁肃大吃一惊，拍着吕蒙的肩膀说：“我原来以为老弟只是武功卓著，想不到你现在学识渊博、谋略出众，已经不是原来的吴下阿蒙了”(《三国志 ·吴书 · 吕蒙传》)。宋代的狄青(1008～1057)也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大将，在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发现狄青有勇有谋，但谋略修养不足，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狄青深受启发，从此“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终于成长为谋略超人的将帅(《宋史·狄青传》)。戚继光继承和发展历代兵家的优良传统，把“练将”确定为治军的重要制度，把“韬略”列为练将的首要内容。他指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对兵法要“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强调“学法于实境之间”。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至今仍然是值得借鉴的。

利器足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历代兵家都把后勤保障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后勤保障，包括兵器装备和食物供应两个方面。管仲认为，讨论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必须首先讨论兵器装备的生产和供应(“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兵器装备完善锋利，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兵器装备粗制滥造，等于把士卒白白送给敌人(“器滥而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孙武认为，治军用兵必须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作基础，尽力防止出现“国用不足”、“屈力殚货”的情况。“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物资储备)则亡”(《孙子兵法·军争篇》)。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粮食的生产、储备和运输是关系军队存亡胜负的重要问题，尤其为历代兵家重视。他们认为，粮食是“民之天，兵之命，必谋之者不竭，运之者必继，护之者惟周，用之者常节”(《兵经》卷中)。特别是“粮饷之道，系吾军咽喉，存亡通塞，成败攸关”(《草庐经略》卷三)。因此，“用兵制胜，以粮为先”。

在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把“修耕植以蓄军资”作为实现他“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战略决策的两大策略之一。曹操从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经济实力、特别是粮食对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秦孝公(前381～前338)以后的秦国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终于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采纳赵充国(前137～前52)的屯田政策，终于平定西域。曹操在控制兖豫二州以后，就以秦王、汉武为榜样，在他控制的地区推行屯田制，结果“所在积谷，仓廪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对夺取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出奇制胜，夜袭乌巢，烧毁袁绍的粮仓，是争取官渡之战全胜的一次关键性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