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话。一卷。清周济撰。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市)人。少能属文。与同郡李兆洛、张琦及泾县包世臣讲求经世之学，好读史及兵家言，精击刺骑射。嘉庆十一年(1806)进士，授淮安府学教授，旋引疾归。后客游宝山、京口、扬州等地。晚寓居南京，潜心著述。复任淮安府学教授。有《晋略》、《味隽斋词》、《词辨》、《宋四家词选》等。《介存斋论词杂著》(包括附录《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是常州派词论的力作，在张惠言尊体说的基础上，引端伸义，大畅其绪。

周济表现了重视词的社会政治功能，关注嘉、道间社会现实的可贵倾向。他提出了著名的“词史”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他要求词人们突破“离别怀思”、“感士不遇”这类关心个人自我出处进退的狭隘情感，努力表现动乱时代的种种盛衰感慨;又进而要求把对时代精神的感应与每个词人特殊的性情、学问、境地相联系，通过“独感”来表现“共感”。他认为，这样的词作具有重大认识作用，“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称之为“词史”。

在表现方法上，周济又提出了“寄托出入”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智)者见知(智)。”从这段话和书中关于寄托的其他论述，我们可体察到周济对张惠言寄托说的合理修正。一方面，他要求作词必须运用寄托，借助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广泛譬喻性质(“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依靠词人巧妙的艺术构思(“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从而创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表里相宣，斐然成章”);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处理外物与情感关系时不要机械比附、生硬对应，而能做到融合无间、浑化无迹，其寄托寓意是自然而然的胸臆流露(“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这样的艺术形象，具有意蕴丰富多义的审美特征(“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从而可以触发广泛的联想(“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他把前者称为“从有寄托入”，把后者称为“以无寄托出”。显然，与张惠言论比兴寄托所说的“触类条鬯，各有所归”、“意内言外”(《词选序》)相比，周济的寄托说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更符合艺术创造规律。故谭献认为：“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复堂词话》)

与上述观点相应，周济严分词的正变，在创作方面提出以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四家词为模仿典范。他的意图，是为学词者指示循序以进的具体途径，即所谓“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大致说来，一要有寄托，二要疏密相济，三要达浑化无迹之境。除高度评价宋四家词外，此书为对抗浙派宗南宋、尊姜(夔)张(炎)的倾向，认为北宋词高于南宋：“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并且力贬姜、张：“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这些话，表明了周济追求自然浑成，反对当时词坛一味摹仿、过嗜饾饤的风气。此外，对于柳永、黄庭坚等北宋词人，他也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纠正了张惠言《词选序》的偏至之处。然而，由于周济力主复古，又为学词者树立了新的藩篱。虽然他的“词史”说、“寄托说”陈义颇高，在具体指导创作实践方面却意义有限，或者成为人们自我标榜的门面语，或者导致词旨晦涩，殆同猜谜。近代词坛上“宁晦无浅、宁涩无滑、宁生硬无甜熟”(蒋兆兰《词说》)的创作倾向，与周济此书的影响不无关系。

原刊于《词辨》后，《词话丛编》将其单独辑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将周济《宋四家词选》的《目录序论》附录于后(与谭献《复堂词话》、冯煦《蒿庵论词》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