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民粹派文学是指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俄国民粹派及其同情者的文艺创作，它包括合法的、地下的和国外刊行三类。代表作家有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尼·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巴·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菲·涅费道夫(1838—1902)、阿·奥西波维奇—诺沃德沃尔斯基(1853—1882)、卡罗宁一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1853—1892)、格·乌斯宾斯基(1837—1889)等。
民粹派文学是俄国民粹派兴起之后的产物。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但小生产仍占优势的时期。他们提倡“到民间去”，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但民粹派又无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蔑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之后，反动统治变本加厉，民粹派逐渐堕落为自由主义者和富农利益的代表，鼓吹改良主义，阻碍了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民粹派文学的作家大都出身贫寒，自幼深知农民的疾苦，有深厚的民主主义感情。他们深受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在七十年代以不同方式参加民粹派运动，或到民间去，或参加秘密小组，并在此期间发表大量的作品，以宣传其政治主张，反映一八六一年改革后农村在资本主义渗透下的经济破产与阶级分化以及农民的生活，记载民粹派革命家的斗争业迹，以推动民粹派运动的发展。由此，民粹派文学便成了当时俄国文坛的主要流派，风行一时。
民粹派文学主要是描写人民，特别是描写农村生活。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对农民生活进行了认真的实地的调查，考察农民的家庭收入、衣食住行、政治地位乃至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直接以农村生活为基础自觉地创作，以表现农民生活，反映农民心理，探索农民摆脱困境的途径，这是民粹派文学创作的宗旨，也是他们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卡罗宁在描写农民生活中可说是独树一帜。他着重挖掘农奴制度改革后二十年间农民心理的变化，即他们由满怀希望到幻想破灭，由麻木混沌到开始觉醒的过程。短篇小说集《巴拉什卡村人故事集》和《琐微故事集》堪称代表。《光辉的节日》写在宣布农奴制废除之日，农民又惊又喜，充满希望，但事隔数日，消息传来，邻村农民因对管事过于“随便”依旧受到鞭笞的处罚，巴拉什卡村人始而愕然，继而黯然。《三普特的口袋》用事实证明，“改革”只不过是无穷无尽的新苦难的序幕。农民贝科夫不酗酒，不偷懒，一家消费甚少，却总靠借粮度日。他的债务“浩瀚无边，无穷无尽”，于是他完全麻木，几乎成了白痴，只看见他面前那个永远装不满的空口袋。《他们迁向何方》以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农民认识到，“村社”并不是可以躲避富农进攻的堡垒，而是必须从中逃走的监狱。普列汉诺夫说这个短篇“丝毫没有背离悲惨的俄国现实”(《文学与美学》，第2卷，28页)。高尔基也高度评价这些作品“为认识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我国人民的心理特征提供了浩瀚的材料”(《俄国文学史》381页)，并称赞卡罗宁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说：“他是多所预见的，他的一些见解如今都成了预言……”(《高尔基三十卷集》，第10卷，307页)。
揭露商人和富农对农民的剥削是民粹派文学在内容上的重大特色。商人和富农是农奴制改革后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俄国农村产生的新阶级，扎索季姆斯基就把富农称为“当代英雄”，说他们是“象臭虫一样吸血养肥的新人”。纳乌莫夫的特写集《罗网》和短篇小说集《弱不敌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弱不敌强》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富农嘴脸，他们往往同时是商人、高利贷者、酒店老板和小店主，并与村中恶吏相勾结，垄断农村贸易，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日用品。农民终年辛苦，劳累不堪，结果却成了欠债户，有的则被迫拍卖全部家业。《罗网》中写金矿工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工人也是为贫困所迫外出做短工的农民。金矿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苦不堪言，短工们做完一个季节返回家乡，立刻陷入新的“罗网”：富农、酒店老板、商人串通起来，引诱想要在疯狂的放纵中求得暂时的精神和肉体解脱的劳动者们酗酒、赌博和放荡。他们清醒后，却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倾刻之间被诈骗干净，于是不得不重新回到地狱般的矿上服役。纳乌莫夫的作品当时影响很大，普列汉诺夫就说他是极负盛名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作品被读得入迷，而短篇小说集《弱不敌强》尤受称道”(《文学与美学》第2卷，320页，莫斯科，1958年)。
民粹派否认和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有些作家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城市文明(包括工厂)当作一种抽象的“恶”来谴责，笔下的农民往往一进城就堕落，我们从《罗网》等作品中就可以窥识一斑。因此，他们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通过“村社”走向“社会主义”。于是，宣扬“村社”理想便是民粹派文学的又一鲜明的特点。
扎索季姆斯基的长篇小说《斯摩林村记事》写斯摩林村分处河流两岸，左岸为破陋的棚舍，右岸为崭新的楼房。右岸的富人千方百计要进一步吞并左岸土地，左岸农民则团结在铁匠克利亚热夫周围，通过组织互助基金会、合作商店、合作手工作坊、开办学校——总之，是通过“村社”与富人抗衡。不过，克利亚热夫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学校被勒令关闭，合作商店被商人挤垮，互助基金被富农任意支取，他本人也被加上政治罪名，身陷囹圄，出狱后也只好离村他去。克利亚热夫最终认识到“光靠互助基金会、合作社或是生产互助组是不能减轻苦难的！要从更高、更深的地方着手才行”(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编十卷本《俄国文学史》，第9卷第一册，358页，莫斯科，1956年)。涅费道夫的短篇《斯杰尼雅·杜布柯夫》、《怪人瓦尔纳瓦》和兹拉托夫拉茨基的长篇《根基》不把“村社”作为农民与富农及商人斗争的武器来写，而是美化和赞颂八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关系冲击下“村社”已荡然无存的俄国农村现实：富农乐施好善，农民身强力壮、安居乐业。特别是兹拉托夫拉茨基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性情温顺、与世无争，甚至笃信宗教的老叟，所以高尔基称他为：“甜言密语的骗子”(《高尔基三十卷集》，第25卷，347页，莫斯科，1953年)。
由于民粹派作家把文学作为宣传民粹派政治观点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的文学记载民粹派革命家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塑造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的形象便又是民粹派文学的一大特征。作家斯捷普尼亚克在这方面成就最大。他的回忆录《地下俄国》记载的既有克鲁泡特金、索菲娅·彼洛芙斯卡娅、维拉·扎苏里奇这样一些著名革命家的肖像剪影，也有对一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的特写。长篇小说《安德烈·柯茹霍夫》是斯捷普尼亚克的代表之作。主人公安德烈在流亡国外三年之后奉命回到俄国组织营救狱中战友，同时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两次越狱均遭失败，而且招到了更大的牺牲。于是安德烈认为仅仅与专制制度的雇佣奴才斗争并不能铲除祸根，必须消灭专制制度的元凶——沙皇本人。安德烈的这一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民粹派革命者把个人恐怖由单纯的报复手段变成基本斗争策略的过程。最后，安德烈刺杀沙皇未遂，本人也被捕并惨遭杀害。小说引人入胜，真切感人，这与作家曾亲自参加组织越狱和独自一人刺杀俄国宪兵总长梅森卓夫的行动息息相关。中篇小说《河上人家》写革命者在逃避军警追捕时与少女卡佳邂逅，卡佳和她的老奶奶帮助他安全脱险，最后二人结为革命伴侣。作品把卡佳值于两个品格截然相反的人之间：一个是刚认识的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己任的革命者，一个是未婚夫即忠心地为沙皇政府效劳的官吏；一个是正被通辑的“要犯”，一个是省长门下春风得意的宠信；一个准备为解救人民的痛苦在充满艰险的征途上献出一生，一个则一心致力于“仕途”的飞黄腾达，建立一个“体面”、“舒适”的“美满”家庭。爱的抉择，实际上就是两种人生理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在教堂卡佳与未婚夫举行婚礼仪式之际，当神父问她是否愿意与他结为终生夫妻这最后一刹那，卡佳终于喊出了灵魂撕裂后的一声“不”。这既说明卡佳爱情态度的严肃、慎重，又显示了革命者忠于理想、忘我无私的性格的感召力量。小说把爱情的主题和人生理想的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追魂夺魄的艺术力量。
斯捷普尼亚克这些作品都是他流亡国外时用英文写成发表的。他笔下的革命者都坚信：即使自己的事业暂时失败，也决不会白费，事业是不会灭亡的。列宁对七十年代民粹派革命家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他们拥有足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并称“七十年代光辉的革命家”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444页，337页)
斯捷普尼亚克和卡罗宁可说是民粹派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也最充分地体现了列宁透过民粹派的“乌托邦外壳”而辨认出来的反映了“农民群众真诚、坚决和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列宁全集》第18卷，353页)。诚然，他们始终未能彻底摆脱民粹派观点的影响，然而，他们却是跟随历史潮流前进的人物。
民粹派作家特别喜欢采用特写、随笔、游记和短篇等体裁，这是他们在艺术上的明显特征。他们十分注重事实，有的甚至引用大量的原始材料和统计数字。他们往往是描绘一个场面，记下一段谈话，然后立刻出来发表议论，表现某种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共同心理。他们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能让农民看懂，所以尽量使用民间口语和俗语。
总之，民粹派文学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示了十九世纪后期俄国农村生活的真实画面和农民的心理变化，它所塑造的革命者形象至今仍能给人启迪和教育。当代苏联农村散文中所常见的特写、随笔等体裁追本索源，其传统也包括民粹派作家的经验。